[北京]程大利
每逢春节，我首先想到的是母亲，是母亲那双常年捏着粉笔的手。她是我们那所城市的第一位特级教师。可是每到年关，粉笔灰便被拭去，换上了顶针与针线。
平日里，她的世界被教案和作业本填满。她还频繁地家访，上门给学生补课。唯独腊月二十往后，她要从那张堆满本子的桌子前起身，就着那25烛光的电灯为我们兄妹5人赶制或缝补新年的衣裳。
没有缝纫机，针尖穿过厚厚的棉布。我的中式棉袄盘扣最难做。她先将布条细细地裹好，再徒手盘绕，拗出花样，一针一线地固定。那盘扣后来妥帖地在我颈下，比任何店里买的都合适，也更温暖，因母亲手指的温度一直陪着我。旧衣裳经她改补，里子变成面子，焕然一新。接下来要蒸馒头。仿佛那双手一从针线活里解放就迫不及待要去创造别的生命。发好的面团在她掌心里揉捏，剪刀轻碰，是小刺猬背上俏皮的刺；红豆按上，便是小鸡小鸭明亮的眼。最隆重的是那座“枣山”，是春节最坚实的注脚。许多年后，我儿子能将橡皮泥捏得活灵活现，那分明是遥远的、血脉里的回声。
初一清早，我们必定焕然一新。母亲给妹妹梳好小辫，扎上鲜艳的绸子；弟弟们都穿上新衣，然后是隆重的“出行”——去照相馆。下午，弟妹们去动物园，我溜去了书店，用压岁钱换回了一两本渴望已久的书。再后来，我离家去了省城。春节，便成了一年一度向着原点的泅渡，不管“春运”如何拥挤，我必须回家。
多年以后，母亲老了，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父亲也坐上了轮椅。团圆饭每年依旧，可母亲常常只是安静地微笑，说不出连贯的话。但她总认得我。她会用那双曾经穿针引线、捏塑面花的手紧紧地、固执地抓住我，就那么握着，久久不放开。她的手很瘦，皮肤薄得像一层纸，骨节、血管清晰可触。她只是看着我笑，那笑容干净得像孩子，所有的辛劳、岁月和牵挂都坍缩在这无言的紧握和凝视里。
每逢初一，她的老学生们仍会成群而来。他们大声说着往事，母亲大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地听。有一次来的母子两代都是她的学生，并肩站在她面前时，她眼底那潭静止的水像被投进了颗石子，漾开了一圈几乎看不见的涟漪。那一刻，被淹没的岛屿仿佛浮出了水面。
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整理她的遗物。在那本《安娜·卡列尼娜》的中间部分，我发现了母亲的另一个世界。书页的空白处，她用工整的硬笔写下“此处找时间再读”，还有地方写下“唉”或“真是如此”。安娜卧轨的一页，她写着：“勇气，形态各异”。在她的日记里，她写道“《斗牛士》我只读了一半，主人公后来怎样了，退休后再读。”她70岁退休，却再也无法读了。
我怔怔地坐着，她书架上的那些书，也是她逃离琐碎的桃源。她在《红楼梦》的悲欢里悟透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她把青年时代的理想注入到了教学之中，而把一个母亲的天性缝进了我们的衣扣、蒸进了年节的馍馍里。把她从巨大悲剧里感受到的对“家”的最尖锐的渴望与恐惧，化作了每年春节近乎执拗地要将我们聚拢在一起的力量。
80岁的我，忽然明白了，母亲用了一生的时间，为我们缝制的，是一件名叫“春节”的衣裳。针脚是牵挂，布料是记忆。我把这些整理成文字，便能抵御人世间最漫长的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