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五代十国“散装的历史”，编剧董哲选择用两代人的命运追问太平的意义，用近乎执拗的台词考据重建那个时代的精神肌理。“每一段历史都是文明一路走来的脚印，只要我们想知道从何而来，它就不会陌生。”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董哲平静谈起《太平年》的创作初衷。
2026开年，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引发“全民追剧、全民学史”热潮。该剧以五代十国为背景，围绕“纳土归宋”展开，展现乱世中不同人物对太平的艰难求索。不同于以往历史剧的权谋战争套路，其偏文言的台词、复杂的人物关系与极致的历史还原，让它被观众称为“历史剧细糠”“不能倍速观看的高质历史剧”。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以“太平”为尺， 破解散装历史叙事困局
针对观众“历史陌生、人物繁杂”的初始观感，曾创作百万字五代题材小说《北唐》的董哲坦言，创作初期陷入两难：史料或浩如烟海难取舍，或缺失留白难构建，最大困境是“没有稳定的度量衡”。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数十年间中原五朝迭代、十国割据，“换人换得勤”是其鲜明标签，董哲耗时三四年深耕这段历史，称彼时中华文明圈“碎成了一地渣子”。
唐末108任节度使割据一方，五代已是战乱兼并后勉强聚合的状态，单一叙事主线难以承载这段从黄巢起义到“纳土归宋”的近百年历史，史书中成百上千的人物也面临筛选难题。最终，董哲以“太平”为核心度量衡，搭建起两代人的叙事框架破解困局：老一代以冯道、郭威、刘知远为代表，是乱世亲历者与秩序维系者；年轻一代由钱弘俶、赵匡胤、郭荣领衔，在博弈中坚守理想。“这种代际对照不是简单传承，而是不同境遇下对太平的共同追求。”董哲表示，正是这个框架撑起了整部剧的叙事根基。
剧中人物的塑造也贴合这一核心，钱弘俶作为灵魂人物，从擅做鱼脍的潇洒“钱九郎”，到被推至历史岔口的吴越君主，成长充满撕裂与抉择，他“舍一家一姓之荣，保千万生灵之安”的“纳土归宋”，是对太平的至高践行。而“历代天子中唯一有刺青的天子”郭威，凭基层士兵出身的视角，提出“决定天下命运的，不只有长枪大剑，还有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点出太平的根基在民生。董哲提到，剧中人物关系并非刻意设计，而是历史本身的馈赠，君主迭代频繁带来的人物交织，构成了剧集最真实的历史质感，拼凑出乱世中渴望太平的众生相。
以细节为基，还原历史真实
语言质感是通往历史真实的重要桥梁。被问及为何选用偏文言的台词风格，董哲表示：“不用这种带气韵的语言，就没法真正相信自己创作的场景与人物。”他坦言，此举虽给导演、演员及部分观众带来挑战，但还原时代是创作底线，“不要低估今天观众的接受水平”。
总导演杨磊也印证了这一点，创作团队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历史，“所有事都要考据，包括古人怎么说话，考据到位就有了根”。这种对细节的执着，从台词延伸到服化道的每一处：38000平方米场景、8000多套服装、单套40多斤重的盔甲、每套2800片甲片、主演头套每平方厘米120针钩织密度，这些极致细节共同构建起观众能“相信”的历史世界，让每帧画面都承载着乱世个体的挣扎与对太平的渴求。
这份对细节的坚守，更让剧集从单一历史事件升华至文明命题。该剧最初是呈现“纳土归宋”的“命题作文”，片名曾定为《吴越归宗》，在深挖史料、打磨剧本的过程中，创作团队将核心聚焦于“太平”。董哲解读，钱弘俶的“放下”是中华民族追求统一与和平的生动注脚，赵匡胤结束乱世的理想彰显“民为邦本”的历史延续性，《太平年》的深层价值，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等特质高度契合，“历史洪流再曲折，苍生福祉永远是抉择的终极尺度”。
以史为镜，搭建历史与当代的共鸣之桥
“《太平年》写的是文明曾走过的路，那是个没人能躺平的时代。”董哲坦言，能拥有“可以躺平”的安稳，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正是剧集想要搭建的桥梁——在他看来，历史剧的创作意义不在于复刻历史，而在于以史鉴今，让当代人读懂文明来路。
董哲认为，历史剧的高门槛并非缺点，而是对观众历史敬畏心的呼唤。“它不提供轻松的观剧体验，却用扎实考据、深刻人物与厚重主题，让那段陌生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在平衡史实与创作的关系上，他始终坚守两大原则：忠实于历史的底层逻辑，忠实于时代的历史氛围，不简化历史、不迎合流量，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段过往。
剧中，钱弘俶、孙太真、赵匡胤、郭荣四位年轻人在战后汴梁城墙上许愿，“愿太平年下共饮热酒”。千年后，观众透过荧屏回望这段乱世，更能读懂当下太平的可贵。“这部剧如一杯浓酒，初尝晦涩，细品方知乱世坚守与大义。”董哲说，《太平年》不仅讲述了一段关于太平的故事，更完成了对中华文明基因的深刻追问，这正是历史剧的当代价值——在回望中理解当下，在历史中看见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