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1970年1月20日从江浦发出的，两页练习簿大的纸上，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着母亲对我的嘘寒问暖。几十年过去了，经岁月漫漶的字还隐约可见：
“一鸣（我的小名）儿，久未见你了，甚念……”
那时我的弟妹在江浦农村插队，母亲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都在乡下照应弟妹的起居，南京的家就我一人。只要是母亲去江浦的日子，家里总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老早每周只休一天，我每半个月去江浦看望母亲及弟妹。有时厂里加班去不成，无法告诉母亲这星期不去江浦。那时电话都未普及，更别说农村了。连着个把月没去，母亲就放心不下了，这封信就是在那个情况下写来的。
记得接信后的那个厂休日，我把所有的事都搁下，一早就乘长途车去江浦。车开得飞快，可我见母心切，还嫌车开得慢。当太阳升上两丈高，我就到了江浦，弟妹他们正在生产队干农活。
听到我一声声地叫“阿姆、阿姆”（宁波话对母亲的称呼），母亲先是一愣，又笑了，温柔的眼神闪着光：“算到你会来，没想到会来戛（那么）早。”
这样的事后来也发生在我妹妹身上。
几年后妹妹被推荐到公社的一所小学当老师。有一年，妹妹来南京教师学校进修，为期三个月，所有学员都住校，校址在北京西路上。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母亲好像有什么心思，在家里翻东找西，后来问我，棉花票在哪里？我指指大站橱说，在抽屉一个小木盒里。母亲找出几张买棉花的购物券，去三山街一家商店买回一床棉花胎。
第二天太阳红彤彤的，母亲在院里支起晒衣架，将新买的棉花胎晒了正面晒反面，棉絮晒得泡泡的，收回家时母亲套上一床新被套，折叠好，外面裹上几层报纸，用绳子捆好。然后对我说，天那么冷，侬拉阿妹别冻着了，快点把棉被送学校去好伐？
我当即将新棉被绑在自行车后架，直奔北京西路。妹妹一眼就看到了我。见我拿着被，说，这两天晚上睡觉蛮冷的，蒙头盖脸，连衣服都铺上了，半夜还是给冻醒，阿拉阿姆操心哦。眼里盈满了笑意。
1986年冬，我分到了南湖的一套福利房，这是当时南京最大的小区，一家人都很高兴。当一辆卡车将我所有家具用品从狭小的厂宿舍临时过渡房搬到新家时，我老远就看到母亲不知怎的早已站立在寒风凛冽的新家楼下，手里还拎着一个烧煤墼的炉子，炉火发着光，蓝幽幽的火苗晃动着。我问母亲，侬弄煤炉子来做啥事体？母亲笑着说，新家屋里冰冷冷的，烧个炉子发发火，把屋里厢弄得暖暖和和的，图个吉利。
那一年，母亲已是近六十岁的老人，她从朝天宫附近的止马营家里，一个人拎着煤墼炉，蹒跚着一步步走过来……
母亲对儿女的牵挂总是这样记在心上，冷了，热了，饥了，饱了，那牵挂像根绳，牵到哪里、牵到何时才不牵啊。
一晃，那个爱我们、疼我们、牵挂我们的人，已离开我们十年了。萦绕于我们心间的，却是母亲脸上那慈祥的笑容，母亲的牵挂变成了我们对母亲的日夜思念，每一想起，便憬然在目。前几天，我和弟弟去普觉寺墓园，给父母亲办理墓碑碑文的描红手续，让渐渐淡去的颜色再次焕发青春。
明年是父母亲诞辰一百周年，这是我们心中早早的牵挂。
[南京]徐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