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酒量，据说是天生的。外婆在世时，常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神情说起母亲的童年：有一回年夜饭，大人们逗她，用筷子头蘸了点烧酒点在她舌尖上，满以为她会哭，谁知她吧嗒吧嗒嘴，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眨了眨，竟伸出小手，指着那白瓷酒壶，还要。
然而母亲的饮酒，绝非为了口腹之欲。那杯中之物，在她那里，是盔甲，也是软肋；是火把，也是泪光。
解放前，家里姊妹六个，她是长女。十八岁，将那点少女的绮梦仔细地折好，藏进了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里。社会的风雨，家庭的艰难，不容她再做温室里的遐想。她便这样挺直了尚显单薄的脊梁，走上社会，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我关于母亲饮酒最早的记忆，是带着凛冽之气的。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夜。母亲很晚才回来，眉头锁着，一身的风霜。她没说什么，只从橱柜里摸出那瓶平日里难得一见的“高粱烧”，又寻出一只粗瓷的小盅。“嗞”的一声，她自顾自地斟满，仰头便干了。
我那时还小，只是怯怯地看着。父亲坐在一旁，默默地给她递过一杯温水。半晌，母亲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声音压抑而痛心：“……老王家的那个小子，多灵秀的一个孩子！学费，我垫上也就垫上了。可他那混账爹，今日竟跑到学校来，说读书无用，硬要拉他回去帮着种地、挣工分！我……我同他说道理，他竟浑不讲理！”
她越说越激动，又给自己斟了一盅，手都有些颤。
那一刻，我看着母亲，忽然明白，她喝下的不是酒，是无处可说的委屈，是孤身对抗世俗的愤懑，是那拼却一切也要护住一个孩子前程的决绝。那酒，是她一个人的战场。
这样的仗，她打了一辈子。为贫困学生垫付学费书本费，是她；为受欺侮的同事仗义执言，是她；看见路边不平事，忍不住要上前理论的，也常常是她。而这些故事的结尾，往往是在我们家里那张旧饭桌上，她饮一两盅酒，或愤慨，或快意，或忧伤。父亲总是不多问，只是为她准备好洗脸的热毛巾，和一碗可以暖胃的稀粥。父亲的清醒与母亲的沉醉，在这小小的家中，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他是她狂风暴雨后可以安然停泊的宁静港湾。
而这港湾，也曾有过惊涛骇浪几近倾覆的时候。
那便是“文革”了。父亲成了“走资派”，被隔离审查。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夏夜，闷热无风，蝉声嘶哑。半夜醒来，听见外间有窸窸窣窣的声响。我蹑手蹑脚地爬起，扒着门缝向外望。
只见母亲独自一人，坐在那张空荡荡的饭桌前。桌上没有菜，只有那瓶她珍藏了许久、一直舍不得喝的“竹叶青”。她也没有用酒杯，只是对着瓶口，喝一口，便停下来，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呆呆地出神。那曾经挺直的脊梁，此刻竟有些佝偻了。她没有哭，甚至没有叹息，只是那么静静地坐着，一口，又一口。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母亲饮酒饮得那样沉默，那样哀恸。
所幸，漫漫长夜终有尽时。风暴过去了，父亲平安归来，家里又重新有了人气。而母亲的酒，也仿佛洗尽了阴霾，变得明媚、欢快起来。
晚年的母亲，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儿孙绕膝的节假日。待到一大桌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摆上桌，一家人团团坐定，母亲便会笑吟吟地，让父亲替她斟上小半杯酒，多半是温和的黄酒，或是我们孝敬的葡萄酒。她并不多饮，只是那么一小杯，从开席，能一直陪到终席。
她会在这时，讲起许多旧事。讲她早年如何用戒尺打那些调皮学生的手心，讲她如何与不讲理的家长据理力争，有时甚至会带着几分得意。
她的脸，在酒意和暖黄的灯光下，泛着健康的、幸福的红光。那酒，不再是浇愁的块垒，也不再是拼杀前的壮行，而是圆满生活里，一点甘美的点缀，是融融的天伦之乐中，一道温润的底色。她会用筷子头，蘸一点点酒，去逗弄最小的孙儿，看那孩子被辣得皱起小鼻子，她便和满桌子的人一起，开怀地笑起来。那笑声，是如此的畅快，仿佛要将过往岁月里所有的阴郁，都涤荡得干干净净。
如今，母亲已离去多年了。我举起杯，向着虚空，微微致意，然后将那一点澄澈的、微凉的液体，缓缓饮下。满口余香里，是无尽的思念，渺然如烟。
[连云港] 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