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志石拓本
捻金线
金银平脱镜
10月11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2022年5月的一项考古发掘成果，其中包括编号M235的墓葬出土的一方青石墓志《张府君夫人董韶容墓志》。这方仅320字的墓志志文，因志文中“故妻”二字及其指向的“张府君”，连日来在学界激起了千层浪。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这位董韶容，究竟是盛唐名相、文学家张九龄的妻，还是妾？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一
编号为M235的墓葬出土的“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荆州长史张府君故妻董氏墓志铭”，节录相关内容如下：
“夫人讳字韶容，陇西人也……一嫔丞相，七载妇仪……开元廿五年四月廿六日，亡宣阳里，春秋廿八。用五月十一日，迁座于长安县潏水南原，礼也。”
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25年第9期的《陕西西安唐董韶容墓发掘简报》，初步推断墓主董韶容的丈夫“张府君”即为开元贤相张九龄。此论一出，立即引发唐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支持者认为董氏可能因玄宗赐婚而嫁与张九龄，甚至推测《望月怀远》等名篇或为怀念她而作。然而，质疑之声随之而来。中国唐史学会会员赵帅淇旋即发文献疑，指出张九龄已有原配谭氏，且谭氏寿高77岁，一直侍奉婆母，并于张九龄卒后十年方逝，董氏“妻”的身份存疑，更可能是“妾”。随后，又有学者提出“并妻”的可能性。
要解开董韶容身份之谜，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张九龄（678年~740年），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进士及第，官至中书令（宰相），是开元盛世最后一位贤相。他文采斐然，直言敢谏，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诗句流传千古，更以在“废太子”事件中犯颜直谏而闻名。然而，正史对其私人生活记载寥寥，仅知其有妻谭氏，育有一子张拯。
唐代的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多妾”为基本原则。《唐律疏议·户婚律》明文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各离之。”法律严格维护嫡妻的唯一性。同时，命妇制度是“夫贵妻荣”的体现，官员母、妻可根据丈夫品级获得国夫人、郡夫人等封号。此外，唐代社会尤其是上层，存在“别宅妇”现象，即男子于正妻宅邸之外别处安置的妾侍，这虽不合礼法，却在现实中屡禁不止，玄宗早期甚至曾下诏严查。
综合墓志信息、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认为董韶容并非张九龄法律意义上的妻子，而很可能是其别宅妇性质的妾侍。
董韶容是妻是妾，目前尚无铁证。但其墓志，却透露玄机。尤其是墓志载董韶容“以疾终于长安宣阳坊之第”，而文献记载张九龄宅邸位于长安修政坊。为何“夫人”不卒于故宅而命终于他处？学者认为，这极可能因为宣阳坊的宅子是张九龄为董氏另行安排的住所。这与别宅妇“不居主宅”的特征吻合。
但墓志为何又称其为“故妻”呢？学者认为，墓志铭所记，或多有不符实际的地方。最显著的是谀词，赞美的话。将其身份写为“妻”，或也是为了拔高死者的地位。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张九龄遭贬外放荆州。墓志有“驿使无容”之语，透露出离别仓促，董氏未能随行。不久后董氏病故，五月十一日即葬于长安董氏祖茔。时间线显示张九龄无暇返京，丧事全由董家操办。墓志上所写内容，应是董家所为。另外，宰相之妻一般会有诰封，但墓志中却未有任何记载。这或许暗示其身份未获官方认可。
有观点认为董氏出身陇西董氏，族中有女为玄宗贵妃（即墓志所言“椒掖之亲”），或由玄宗赐婚。然而，董氏家族在关陇集团中并非显赫，其贵妃也非宠冠后宫者。玄宗本人前期力图整肃纲常，对别宅妇尚持批评态度，更无理由主动赐婚制造一位宰相的“并妻”。
公元740年，张九龄去世，归葬韶州曲江祖茔，原配谭氏日后亦“同茔异穴”合葬。张九龄弟张九皋夫妇同样归葬祖茔。董韶容始终长眠于长安董家墓地，未能南迁祔葬。这绝非财力不逮，而是身份使然。妾侍能否入葬夫家祖茔，取决于家族尤其是嫡妻的意志。原配谭氏在张九龄葬仪及之后长达十年的岁月里拥有很高的话语权，这也从侧面确认了董韶容在张家族系中的边缘地位。
二
综合来看，董韶容的一生很可能是这样一幅图景：
她出身不俗，与皇室有亲，开元十九年（731年）左右，在族中贵妃的牵线下，以21岁芳华嫁给时年54岁、位居显宦但与原配长期分居的张九龄。这场婚姻或许始于某种默契或承诺，使她以“妻”的期待入住宣阳坊别宅。在最初的几年，她可能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然而，随着张九龄母亲去世、原配谭氏可能北上长安，以及张九龄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被贬，她的处境急转直下。作为“别宅妇”，她在名分上尴尬，在情感上依附，最终在丈夫仓皇离京、自己病体沉疴的孤寂中，凋零于盛唐的长安。
张九龄为董韶容安置别宅、提供优渥生活，甚至在墓志由董家撰刻时未加阻拦（或无从阻拦），或许存有歉疚与补偿之心。但他首先是士大夫、政治家，在礼法、家族、政治风险的权衡中，个人的情感不得不让位。而董韶容，则成了这段关系中更为脆弱的一方，她的幸福完全系于张九龄的垂顾，一旦时移世易，便无所凭依。
《董韶容墓志》的出土，其意义远不止于为张九龄补上一段情感轶事。它像一扇微小的窗口，让我们窥见开元盛世光环之下，个体命运尤其是女性命运的复杂性与脆弱性。它展示了唐代法律礼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别宅妇”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历史真实。考古学的手铲，不仅发掘出精美的银杯与铜镜，更撬动了历史的褶皱，让沉默的石头开始诉说那些被正史遗忘的姓名与故事。
千年已逝，明月依旧。张九龄的诗句“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或许透露出其孤高自傲的品格，而董韶容的墓志则提醒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还有无数微小的“本心”曾真实地渴望过认同与归属，并在时代的齿轮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这份刻痕，如今通过考古得以辨认，促使我们更全面、更人性化地去理解那个辉煌而复杂的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