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文物就是一段热血传奇，一页档案就是一则英雄故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扬子晚报“伟大的胜利·铁血丰碑耀江淮”系列报道，以65件革命文物、15件红色档案为锚点，串联起新四军在江淮大地的抗战史诗，引发读者追更热潮，全平台阅读量超过500万。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金雨希 李佳
解码“铁军”胜利密码
文物、档案再现烽火岁月
一件件革命文物跃然纸上：锈迹斑斑的电台仿佛仍在传送“永不消逝的电波”，破损的手枪诉说着战火的残酷，泛黄的笔记承载着铁骨柔情。15件红色档案更是以第一手史料的形式，还原了历史现场。本次活动由江苏省委网信办、江苏省文旅厅指导，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以下简称“中新会”）、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办，扬子晚报承办。报道团队深入走访省档案馆及全省多家革命纪念场馆，最终精选出80件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文物和红色档案进行报道。
为确保报道的真实性与权威性，扬子晚报深度联动多方力量。中新会全程提供学术支撑，专家团队逐件考证文物背景，挖掘史料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系列报道筹备与采写过程中，江苏省档案馆作为核心史料支持单位，为报道注入了独特的历史厚度与权威视角。对于此次与扬子晚报的合作，省档案馆副馆长薛春刚表示：“红色档案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以往这些档案大多藏在馆舍里，普通民众不常接触到。通过系列报道，我们让这些‘沉睡的历史’走进了千家万户，让档案‘活’了起来。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强与媒体的合作，推出更多‘档案+故事’的传播形式，让红色记忆代代相传。”
全省新四军纪念场馆联动
系列报道采写过程中，全省多地新四军纪念场馆积极响应，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常熟市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馆、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等，共提供文物线索200多条、历史照片100余张，形成“全省联动、共同讲好江淮抗战故事”的传播合力。
作为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新四军历史的综合性纪念馆，新四军纪念馆提供了罗有荣的整风笔记、新四军臂章等15件核心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6件、三级文物5件。新四军纪念馆藏品部主任潘麟之表示，江淮地区是新四军抗战的重要主战场，这里承载着新四军东进抗敌、重建军部、扎根群众的关键历史记忆。这些革命文物通过报道的立体叙事，从“静态展品”变成了“会讲故事的历史载体”。这不仅让更多人知道“新四军在江淮做了什么”，更让公众理解“新四军为何能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战”。
江南指挥部是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枢，这里的每一处旧址、每一件文物，都与“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宏观历史紧密相连。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为本次活动提供了20件核心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8件、三级文物11件。馆长张燕表示，此次系列报道通过具体的文物故事——比如新四军一支队军医处使用的药箱，让“服务人民”“英勇善战”有了可感知的载体。未来，我们将继续与媒体深度合作，推出更多融合历史深度与传播热度的内容，让江淮大地的抗战记忆成为激励大众奋进的精神动力。
唐坚烈士文稿
唐坚（1919—1943），江苏泗阳人。他小学、中学读书期间，学习刻苦、关心时事。1941年夏，经中共泗沭县委介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盐城分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在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工作。1943年秋，他深入八集李圩日军据点，做地下工作，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其他战友撤退，被日军逮捕，遭严刑拷打，只字未供，惨遭敌人割喉，壮烈牺牲，年仅24岁。在唐坚烈士遗存的珍贵日记中，处处体现着他满腔的报国情怀。在日记《国家危机中的青年》里写道：“要有牺牲的精神，国家既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就不能再犹豫了，拿着枪，持着刀，站在一条线上。”
李云鹏家书
李云鹏(1920—1943)，原名亚光，江苏沛县栖山镇李集村人，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指导员。在1943年3月18日的淮阴刘老庄战斗中，面对数倍日伪军的重重围困，指导员李云鹏和连长白思才带领全连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拼杀，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全连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战后，新四军第三师命名第四连为“刘老庄连”,朱德总司令赞扬其为“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在刘老庄战斗之前，李云鹏曾给父母写过两封平安家信，展现了英雄的家国情怀和抗战必胜的信念。信中写道:“待风息波静，凯旋而归，全家团圆，以报此恩。”
淮阴八十二烈士墓
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四连八十二名指战员，面对一千多日伪军的疯狂扫荡，毙敌170余人，伤敌20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三天后，淮阴人民为八十二位烈士举行了公葬，并筑起土墓。
1955年淮阴县委、县政府重建了八十二烈士墓。
一块手表见证淮阴城解放
在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收藏着一块手表，它是新四军90分钟解放淮阴城的见证。当时，驻扎在此的伪第二十八师潘干臣部妄称“新四军进不了城”。1945年9月6日下午2时，攻城部队向敌发起总攻。3时许，二十八团二营四连连长张昌义直捣敌指挥部，击毙伪师长潘干臣。这就是潘干臣当时所戴的手表。
高邮日军投降处旧址
公园礼堂位于高邮市熙和巷70号，1939年10月，这里成为日军司令部驻地。1945年12月26日凌晨4时，新四军攻克高邮城后，在公园礼堂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
“第壹号”战地记者证
这件文物是一张编号“第壹号”的战地记者证。这张记者证长14.5厘米、宽9.5厘米，正反对折。这是1945年12月，年仅19岁的新四军随军记者甄为民参与高邮战役报道时的重要凭证。
新四军将士用的纺织机
在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的文物库房内，存放着一架木质纺织机，长162厘米、宽82.5厘米、高175厘米，为馆藏一级文物。反映了抗战时期新四军将士又战斗又生产，自力更生的真实场景。
根据地女共产党员合影
1944年1月，中共苏南三地委党委扩大会议在高淳县安兴区西舍村举行，参加会议的溧高县女党员干部合影留念，其中左起第3排第3人是溧高县新桥区委书记梅章。在浴血抗战的年代，广大妇女成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半边天”。
陈毅元帅使用的字典
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溧阳水西李氏宗祠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和江南指挥部司令部驻所。陈毅在此工作、生活、战斗，这本字典正是他在这时期的用品。
“庆祝抗战胜利告各界同胞书”
“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抗战胜利了，人民需要和平：重整被敌人残破的家园，繁荣工农商业，改善工人农民生活，安定革命秩序，不再希望有内战……”
1945年9月下旬，新四军苏浙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组织各纵队分批北撤，随之发出了这份《告各界同胞书》。这是一张红色铅印的通告，21.2x20.7厘米，落款为“新四军苏浙军区政治部，十五日”。通告虽然已是枯黄陈旧，字里行间仍然折射着至深的情感温度。
军大衣见证深厚友谊
这件军大衣长130厘米、宽46厘米，是刘瑞龙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穿着使用的军大衣。这件军大衣原由新四军四师缴获，最初组织决定交与时任四师政委的邓子恢穿着使用。邓子恢穿了没多久，便赠给了彭雪枫；过了一阵子，彭雪枫又将这件军大衣转赠给刘瑞龙。这件军大衣，既是抗日烽火的见证，又记载了三位老一辈革命家的深情厚谊。
罗有荣的整风笔记
新四军整风运动在盐阜地区主要是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部开展。罗有荣时任3师营级干部，这本笔记是在此战斗生活时所记。是反映新四军整风运动难得的历史物证。
宋公纪功碑
宋公纪功碑是盐阜民众为纪念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于民国30年(1941年)组织民工近2万人建筑防海大堤,造福后代所立。碑长196厘米，宽61厘米，厚12厘米。碑文为阜宁县副参议长杨芷江所撰,书法家何冰生书写,顾汝磊撰写碑名,诗书金石家汪周刻石。碑文570字，记载了修堤的艰难历程及宋乃德县长舍己为民的感人事迹,表达了广大民众对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信赖和爱戴之情。
如皋警卫团反“清乡”宣传单
“清乡”是日伪相互勾结对华中占领区，重点是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发起的大“清剿”。1943年4月至9月，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民展开反“清乡”斗争。抗日军民“斗勇”又“斗智”，对敌伪进行分化瓦解，充分显示了斗争的智慧和艺术。
1943年制作的党旗
1943年，苏南抗日根据地16旅党委决定制作一面新党旗，政治部宣传干事范祖荫和苏南剧团歌咏教员陈伟明很快完成任务。这面党旗横120厘米、竖80厘米，左上角为金黄的五角星、镰刀锤头，右下角为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C.P。
黄桥决战的峥嵘岁月
扼守黄桥，是黄桥决战总体部署的关键一着，也是第三纵队的主要任务。这部电话机，成为司令员陶勇指挥战斗的“耳目”与“喉舌”。1940年10月4日早晨，新四军打响黄桥决战，第一、第二纵队穿插分割，第三纵队里应外合，战斗进行了5昼夜，一举歼敌1万余人，敌八十九军被彻底歼灭。
致敬他们的峥嵘岁月
生命永远定格在22岁的青春年华
常熟市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中有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女性身穿一袭雪白的坠地长裙、嘴角露出恬淡的笑容，一眼看去，便是江南女子特有的清秀模样。她，在自己最好的年龄，从事了最危险、最伟大的事业，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2岁的青春年华，她就是抗日烈士朱凡。
朱凡，原名陆慧卿，祖籍浙江宁波，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7年，日寇对上海展开疯狂轰炸，陆慧卿所在的学校也沦陷于炮火之中，面对年轻同学惨死，无辜平民身亡，她对自己人生做出了第一次选择——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9月，朱凡告别亲人，来到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参加江抗。1941年担任横泾区区委书记，后又调任辛莫区区委书记。这年7月，日伪残酷的“清乡”斗争开始了。上级指示，在沙家浜地区抗日有生力量和外地民运干部暂时撤离，朱凡也在撤离名单之中。是撤还是留，她选择了留。这是革命烈士朱凡的第二次选择。
7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朱凡准备召集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部分同志布置反“清乡”工作会议，她来到经常召开会议的尼姑庵时，被日军和叛徒汉奸发现。朱凡被捕后，穷凶极恶的敌人对朱凡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始终无法得到新四军和给养物资的情报。最后，黔驴技穷的日寇对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朱凡使出惨无人道的手段——用绳子一端绑住朱凡的一只脚，另一端系在汽艇上，在昆承湖中横冲直撞地拖行，直至她的鲜血染红湖面……后来，乡亲们在湖中搜寻了三天三夜，可是始终没有发现朱凡烈士的尸体，她的生命融化在了密密层层的芦苇荡中！
反间谍小组巧用皮箱将火药带出上海
徐笑奇原名莫孝贞，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的一个富裕家庭，1939年考进上海私立女子中学。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时任上海私立女子中学教师的黄容林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注意到了不愿当亡国奴的徐笑奇。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和教育，徐笑奇成为了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和材料。
1941年1月徐笑奇参加了新四军，正式加入革命队伍，从事交通站的情报工作，其间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之后她又在组织安排下加入“400反间谍工作小组”。
“400小组”组长周迪道，代号401，化名朱人达。徐笑奇代号406，化名徐国芬，与朱人达假结婚，扮作朱家太太。其余的小组成员，以朱家为联络点，潜伏在日伪各部门。小组政委乐群，代号400，则负责上级与“400小组”之间的联络，经常以“表姐”的名义来“走亲戚”。
1944年底，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准备将一批火药运送出去，这个任务交给了“400小组”。但宁波也处于日伪封锁下，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机会出现了。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想去上海游玩，组长周迪道立即表示也想和太太一起跟着木场去，来回费用全包。得到木场同意后，周迪道和徐笑奇顺利来到上海，并取到了炸药。为了将炸药安全运出，他们买了一个手提皮箱，下面垫上衣服，上面再盖上两件，中间放火药。
回宁波那天，徐笑奇他们在车站遇上险情：日本宪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当时才20岁的徐笑奇拎着箱子，表面上和周迪道谈笑自如，内心紧张万分。突然之间周迪道瞥见同行的“太君”木场空着手，便顺势将箱子塞到木场手里：“请你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木场本能地接过了箱子，掂量一下觉得有点重，问道：“朱人达（周迪道化名），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做金子生意发财啊？”周迪道顺水推舟：“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木场就不再说什么。于是箱子便由木场直接由边门带进车站。在火车上也有多次临检，但箱子始终在木场身边，检查人员也从未过问。就这样，一箱火药顺利带回宁波。这个箱子一直由徐笑奇保存，在2012年她逝世后，由其子女捐赠给新四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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