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青春中国史（三部曲）”后，南京作家刘勃再出新书，这次是讲三国。“主要讲的是三国的故事是怎样慢慢变成《三国演义》的。”在这部《说三分——三国故事的三重叙事》里，他用现代人的观念，重新审视了《三国演义》，拆解了其成书过程，看到过去很多被忽视或被遮蔽的地方。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 磊
用现代人的观念重新审视历史
2023年8月，刘勃从三江学院离职，但他并没有脱离教师这个职位。近几年，他和一家文化公司合作，教授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的网课，《说三分——三国故事的三重叙事》由他去年的讲稿加工而成。
谈及这部著作，刘勃说，这本书一是做了历史还原，查证了《三国演义》中的那些故事桥段的历史真相是怎样的，“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事儿，我是把它做得更加简单易懂一点”；二是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去考证三国故事衍变的过程，《三国演义》这部书并不是罗贯中直接读了《三国志》进行文学创作的，它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宋元话本和戏剧。本书将《三国演义》的故事逐个拆解，追根溯源。
这样的写作模式，也应用在了“青春中国史（三部曲）”即《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和《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上。尤其是《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这部书，刘勃既追寻了汉武盛世的真实面貌，又还原了司马迁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视角，看尽大时代中的个人命运。刘勃试图以现代人的视角去理解司马迁，拆解《史记》中的某些段落为什么要那么写。
而在这部三国著作中，现代人的视角更为明显。“都说《三国演义》的基本立场是所谓重刘贬曹，其实不管当年罗贯中主观意愿是怎样的，以现在的眼光看，其实是在美化曹操、弱化刘备。”
刘勃说，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最让人讨厌的地方在哪里？一是他杀老百姓。曹操屠城的记录，史书当中明确记载的和隐晦提及的数量非常庞大；二是背叛，背叛永远是被人类最憎恶的一种行为。但丁的《神曲》也是把背叛者丢在地狱的最下面一层。“曹操是袁绍扶植起来的，他前期的成功一步都离不开袁绍的提携，但后来曹操灭掉了袁绍。”这两件事，《三国演义》都淡化或忽视了。
《三国演义》丑化曹操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欺负皇帝、杀知识分子，而这恰恰是今天的读者不太在乎的地方。而被《三国演义》淡化的屠杀老百姓的行为，恰恰是今天的读者会在乎的地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刘勃解释，跟现在的读者相比，古代的读者容易和帝王共情；而对普通人的尊重是现代意识。所以《三国演义》把历史的残酷遮蔽掉了，无意当中起到了美化曹操的效果。
历史为谁而写？同样的素材，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视角的转变，翻出一部部独特的历史来。
专心教书带来的副产品
与严肃的历史学术著作相比，刘勃的作品阅读起来更为轻松。在采访中，刘勃坦言，“是学生教会我写容易懂的东西”。
2003年，刘勃回到母校三江学院教书，20年间，教过中国文化史，也教过古代小说史。他无意中发现，与正文比起来，学生更爱听他讲时代背景。“讲任何文学作品都要先交代一下时代背景，其实就是讲历史。”
于是，在备课时，刘勃特别留意这部分内容，对作品的时代背景、作者经历、成书经过等，都下功夫考证，可以说他在无意中走进了知识考古学。“之前出的几本书，就是我在三江学院教文化史课的副产品”。
21世纪初，到处充满了机会，“教书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好玩，我在认真给学生上课。”刘勃说，“教室里吵吵闹闹的，我也不管纪律，不会敲黑板，我就开始慢慢讲我的，讲了一阵，教室慢慢安静下来，大家被吸引过来，认真听我讲。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爽的事。我知道，这个爽感它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但我就是喜欢。”
那时候，一些朋友拉他辞职，把精力投入到写剧本上去。但刘勃拒绝了。他虽然参与编剧《大清盐商》，并获得了一些奖项，但相比之下，他更喜欢高校教师这份工作，因为享有更大的写作自由。
刘勃说，好多历史学者的著作过于专业，还有一些历史作家写得通俗但不专业，而他，在二十年的教学中，从学生课堂的反馈中知道怎样去讲述、怎样去书写最能入人心。“是我的学生教会了我写书。”
刘勃以教书的方式讲述故事、考辨史料，同时兼顾专业性。
从2003年入职，到2023年离职，二十年的教书生涯，刘勃现在想来，仍是怀念。他回忆说，入职三江学院的时候，来兼课的多是南大、南师大的老师，曾经南京各大高校8个退休的系主任都来他所在的三江学院中文系教书。在这样一个氛围里，“你也不会完全跟学术脱节，经常会得到学术的滋养”。
然而，时代忽然就一点一点地变了，“特别美好的像桃花源一样的生活渐渐地走了”。刘勃也完全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因为“自己都觉得自己傻”地认认真真地教书而得到回报。“赶上了知识付费这个风口的尾巴，刚巧又被一些有影响力的出版人、媒体人注意到了。我赶上了这个时代。”
存在电脑里的先锋文学
刘勃为大家熟知，是因为他的“青春中国史（三部曲）”即《战国歧途》《失败者的春秋》和《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在这些著作中，刘勃讲了很多历史故事，还讲到这些故事在不同时代的流变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从写作技法上，其实倒是回到了我中学时候的兴趣，像博尔赫斯、马原他们，他们不光是写小说，告诉你一个故事，还会告诉你这个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说到底，青春期的时候看的东西你忘也忘不掉。”
刘勃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上小学时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热”的年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上初中的时候，他正儿八经地接触到了苏童、马原这些先锋作家，当然也读到了对他冲击最大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当时很多媒体报道当代文学已经走向没落，但他认为，衰落的过程也有一种特别的美感，这反而让他疯狂地爱上文学创作，开始尝试写各种带有所谓实验性的、先锋性的小说，这种状态一直到他读大学。
1998年，还在学生时代的刘勃在《雨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我的一个铁哥们儿，南大数学系的，他在别人家做家教，有一天跟我说，男主人好像是苏童。”刘勃便将他的一篇类似意识流的先锋小说通过好朋友请苏童指导。“苏童看了，觉得还行，就把它推荐给了《雨花》。”
这是刘勃与纯文学最重要的一次交集，但他并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来。“现在回头就会发现，过去我喜欢的、狂热追捧的那套文学标准已经崩塌了，不被读者接受了。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像贾浅浅的诗，到底怎样评价？她的写作当然可以讨论，但如果按照那个逝去的标准，肯定不至于引起那么大的舆论。”他喟叹着当初的文学标准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再进入大众视野，但同时，他还“惦记着”那个文学标准，还在持续不停地写，他不再考虑发表的可能，只将它们存在电脑的某个文件夹里，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未来有什么计划吗？刘勃说，想想几十年的经验，他最大的结论是不要有计划，就是“眼前的事，开心去干就行了，毕竟世界太大了，时代潮流不是谁能掌握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