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言南大硕士毕业后到我们社（江苏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时，已薄有文名，且又为名人之后，出版社同仁都刮目相看。实话实说，当时我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异样。最初的感觉是其人长相一般，淡泊随和，话不多，但说起来语速挺快，有江河滔滔之势。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冬令时节，他身着蓝色对襟棉袄，头戴黑色猴头帽，手捧一只瓷筒状茶杯，喝口茶，还常常有滋有味地“啊”一声，在办公室里摇来晃去。闲时打开砚台，倒上茶水研磨，随手抓一张旧报纸，一笔一画临柳公权的《玄秘塔》，活像旧社会村塾里的先生。他边写边抱怨自己的字写得“活丑！活丑！”他临帖临得真不赖，一旦脱帖，那就不敢恭维了。我觉得，他写得最帅的三个字是叶兆言，我笑他是为日后成名，替读者签名而预谋吧。
那时，他上下班经常“踩电铃”，好像还不大准点，因此有同仁包括我在内，觉得他有点儿“那个”——这个年轻人，不像我们这把年纪人干活那么卖力。后来始知，他把编辑的活带回家干了，他觉得编辑在办公室就是吹吹牛，触发抓选题的灵感。改变我这一成见的是，由他策划编辑的《二十世纪文史哲精义》出版后，那块“精义”经典的“砖头”，显示着他的博学多才。他原来是个藏锋不露的家伙。
不久，他调到我们编辑室“同室操刊”——《东方纪事》创刊了。创刊号上周而复、宗璞、邵燕祥、郑逸梅等一大批京沪名流的稿子全是他拉来的。仅此而言，叫我不得不刮目相看。继之，社里讨论拟出一套当代纯文学作家丛书，他提议叫“八月丛书”。我问“八月”的含义，他说：“摘桃子”。他认为，八月是收获的季节，我们把文坛已成名的作家掠进来，既讨好又讨巧，赚名又赚钱。于是我们终把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张炜、刘恒、苏童、朱苏进等这些文坛“桃子”全搜罗掠来装进“八月丛书”这只大筐，大大地撑了出版社的台面。丛书一问世，文学界喝彩——那是20世纪80年代我社推出的第一套纯文学丛书。接着，经他提议，出张爱玲《十八春》《小艾》。他还提出要出李宗吾的《厚黑学》，未能获批。三年后，市面才重版《厚黑学》，一时红得火起。在这一时期前后，他积蓄的中篇《悬挂的绿苹果》《夜泊秦淮》《状元境》《枣树的故事》连珠炮般地放了出来，每炮必响，响彻文坛，获奖领赏，名噪一时。
无奈，出版社池小水浅，养不了大鱼；更因出版社的机制和人事上的复杂，他提出的选题，往往不能通过，这制约了他的身手，他很苦闷。加之，他本就钟情文学创作，于90年代初，伺机跳槽到省作协当了专业作家。
兆言人虽调走，但家就住在出版社旁边的过渡房内，五分钟之遥。一段时日，出版社无文体活动，同仁们为打发午休的寂寞，喜欢打扑克。兆言是最忠实的“看客”，早到不早退，迟到还要请假。若哪一天他未到，大家都觉得奇怪，顾老（关荣）会说，“兆言昨天没请假，今天怎么就不来了？”我们几个“赌”瘾大，他的看瘾更大。但邀他上场，他是死活不肯。他说，他爱看但不干。有时手痒了，实在憋不住，就对某输家说：“你去撒泡尿，让我替你摸两牌，换换手气。”你得承认在诱惑面前，他是一个有定力的家伙。
我与兆言玩得不错。1996年，我拟编《舒婷文集》，苦于不认识舒婷，兆言听说，主动给我写信介绍。那会儿正有几家出版社在争出她的文集，舒婷考虑再三后才对我说：“既然是叶兆言推荐你，我信得过。”我退休后赋闲在家，叶兆言把我推荐到民刊《百家湖》当主编，干了五年，得到不少实惠。他如此对我，大概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实在“靠谱”吧。
兆言是出版社有名的老好人，从不说他人半个“不”字。即使后来成了大名，仍没有任何架子。我供职《百家湖》的老搭档吴晓梅女士喜欢兆言的字，托我代她讨一幅。兆言说他的字丑，给我写是有交情，给其他人不干。2014年秋某天，我不打招呼直接把吴晓梅带到他家，把带来的纸铺在桌面，把笔塞在他手中，兆言乖乖地就范了。出门后，吴晓梅说我太强势了点，我说我们是老哥们，我吃准了他买我的账。
[南京]张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