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柜中，置放着一支黑体银边的水笔。那笔，是父亲的遗物。
18岁，我长大成人，负笈远游。机场别离，我将入关，眼眶红润的父亲，突然唤我。只见他慌忙从袋中摸出自己日常用的那笔，递过来：“拿去吧，填入境卡要用的。”我心中黯然，满怀愧怍。
父亲生于1950年。彼时，大家小家都很艰难。家中兄弟姊妹五个，父亲作为老大，才有机会学习。直到初二，他还没有钢笔。像孙悟空舞弄金箍棒一样，两三个顽皮的同学，爱向他转着钢笔炫耀。父亲不吃早饭，省下“口粮钱”，购入一批小儿书，办起暑假书店。夕阳渐西，余晖渐白，他在河畔空地上，架稳一张小长柜，拼齐三张小木桌，摆好五六个小圆凳，坐等小看客。两册书仅租一分钱。父亲还勤快地为租客扇风驱蚊。假期结束前，父亲终于买下一支英雄牌钢笔。
时光如飞，父亲中学毕业，就去城西公社任“土记者”——通讯报道员。他孑身一人，寄居农村。那支老钢笔给他带来新机遇。起初，父亲不善写作。他的同事多数出身书香门第，撰新闻、写报道、作评论，无不得心应手。父亲从不气馁。白天，他跑工厂、下田地，钢笔贴身携佩；晚上，他读报纸、写稿子，钢笔从不离手；假期，他串门子，学经验，钢笔如友，陪伴左右。彼时，父亲才18岁，身形单薄，又节衣缩食，瘦得前胸贴后背，就像一支干瘪的笔囊。夜黑人寂，蛋青色的月光，渗入火黄的灯光，洒入草屋。身披大衣的父亲，正挺着腰杆在灯下奋笔疾书。沙沙的笔声中，咕咕的肚叫声，此起彼伏。父亲起身，搓手呵气，循着月光，冒着寒雾，走近田头，拔起长长的大蒜。半碟酱油，一碗热水，两根大蒜，就是父亲别无他选的“夜宵”：蒜伴神仙汤。
常饮神仙汤，父亲下笔真有神，篇篇作品像片片雪花，飘遍大江南北。1970年冬天，父亲终生难忘。他与两位土记者徐应佩、朱霁云，齐赴新华日报社改稿。尔时，小城作者受到大报编辑青睐，意味着奏响人生高光时刻。在新街口的一幢老楼里，编者讲得仔细，改得字字珠玑；作者听得津津有味，学得如痴如醉。三篇稿子，即将见报。三人喜庆而归，途经无锡，在公交车站点，父亲瞥见有人鬼鬼祟祟。他仗着身高优势，主动殿后，边推友人上车，边呼小心小偷。“啪”的一声，车门已闭，父亲摸摸口袋，些许现金、那支钢笔，已在推搡中不翼而飞。他未伤感，南京之行在父亲的心底已留下一支“新笔”：握管为器，作文为业。
2006年，父亲罹患癌症，久居南京八一医院。病根溯源，离不开他少年时少食少眠。我自海外归来，榻前尽孝。友人们探望父亲，聊起旧事，我才看清父亲的书生本色。他做人为官，挺直腰杆，像笔一样直。父亲于病床上，读过我的几篇新作，有了别样的感喟。他说待到康复，打算重操旧业，写点小言论。我写作已用电脑，便将那支水笔又给了父亲。
岁月匆匆，亲情悠悠。父亲十年忌日将至，我翻阅他的作品剪报集，刚刚看到《新华日报》上的旧作，又无意瞥见那支水笔，瞬间泪眼蒙眬。
忌日那天，秋雨飘零。我又来到父亲的墓前，将那支水笔，放置在他的遗像前方。回家的路上，我特意去买来一支新笔。近来，我又恢复了用笔，尝试在日记本上跟父亲诉说。所有不为人知的烦恼与欢喜，欣慰与忧伤，写下来就得到些许平静，我固执地认为，父亲听得见。
[如皋]彭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