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向群
LAMOST望远镜
舟山
■文/章剑华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离紫金山不远，环境非常优美。崔向群院士接受采访时的第一句话是，我们这个地方好啊，坐在办公室里，就能看到不远处的紫金山上的天文观测台。这与其说是赞美这里的环境，不如说是表达她对天文事业的热爱。采访时，崔向群作为女性科学家的细腻和体贴便体现出来，她从近代天文学的起始，到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建；从天文界前辈高鲁、余青松、张钰哲，到她的老师与同道杨世杰、胡宁生、王绶琯、苏定强等，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当她谈到大视场巡天望远镜时，更是如数家珍，侃侃而谈……
舟山夜谈
萌生中国天文望远镜研制新计划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晚上，一批国内外天文学家乘着在浙江开会的间隙，夜航舟山。
在一个简陋的船舱里，时任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的王绶琯、北京天文台研究员陈建生与苏定强促膝而谈。在这次交谈中，三人经过慎重考虑，约定认准一个新的目标，独辟蹊径，开展大规模有缝光谱巡天，迎接这个挑战。
这就是在天文学界传为佳话的“舟山夜谈”。当初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次“舟山夜谈”将翻开中国天文学史上新的一页。
舟山夜谈之后不久，王绶琯和苏定强便组织了一个研究核心团队，并邀请一些天文学研究和天文仪器研制的骨干开展经常性的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王绶琯集中大家的意见后提出，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天文光谱观测问题上，并迅速聚焦在多年来国际天文学研究中经过诸多尝试但仍未能解决的难题，有针对性、独创性地设计出一个兼备“足够大的口径”和“足够大的视场”的天文望远镜。
于是，王绶琯和苏定强着手拟订具体的方案。三易其稿，最终确定为：采用苏定强独创的主动反射施密特望远镜光学系统，将光轴倾斜25度沿南北方向放置，焦面至球面主镜固定，用曲面面形不断变化的主动施密特改正镜跟踪天体。
这个独特的光学系统被称为“王—苏反射施密特望远镜光学系统”，即：球面镜直径6.5m，反射施密特改正镜5m，焦距20m，焦比为5，视场为20平方度，有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焦面，可以很容易地在焦面上安放4000根甚至数万根光纤。
这就是大视场巡天望远镜——LAMOST的最初蓝图。
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此时，王绶琯已进入古稀之年，他还有两件未竟之事——射电天文研究和青少年科学素质培养。他对苏定强说，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把自己一直想做但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两件事做好，巡天望远镜项目只能拜托你来领衔了。
不是拜托，而是重托。苏定强知道，王绶琯对他既是信任也是压担子。他义不容辞，表示不辜负王绶琯的期望，一定要把巡天望远镜项目做成做好。同时他提出，这副担子决不是他一个人所能承担的，需要尽快招募人才，组建团队。
谁来担当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呢？苏定强和王绶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崔向群。
崔向群，1951年12月生于重庆市万州区。她原在成都市上小学，四年级时随父母亲工作调动转学到四川省永川县小学。她喜欢看童话故事和小说，尤其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让她增加了很多有趣的知识，并由此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1964年，崔向群考入永川中学，担任班上的数学课代表，但她更喜欢物理，觉得物理能解释许多东西，所以物理成绩特别优秀。
正当崔向群胸怀大志刻苦学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不仅中断了学业，并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被送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11团接受再教育。3年后，她被推荐上大学，到华东工程学院学习。
1972年，崔向群来到南京，跨进了华东工程学院的大门，就读于光学仪器专业。她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勤奋地学习。大学毕业后，她如愿前往光学仪器厂工作。
根据厂里安排，崔向群到光学车间当了工人。她与其他工人一样，积极地参与镜面抛光等体力劳动。劳动中，她还处处留心，开动脑筋，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和改进措施。比如她看到黏接透镜火漆仍采用人工手捏这一原始办法，既费时费工，又大小不一，就自行设计了火漆机，并请车间里的机修师傅将其做出来给工人试用，一举取得成功。她还将光学车间从来没有人会用的几台高速抛光机开发使用，大批量抛光透镜，得到领导和工人们的啧啧称赞。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1977年的一天，她突然从厂里的高音喇叭里转播的新闻中得知，国家恢复了高考，而且同时开始招收研究生。
崔向群心花怒放，选报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仪器厂天文光学专业的研究生。当时军工厂生产任务很重，每天都要工作10小时以上，她只能利用所有空余时间复习备考。经过初试和复试，她终于通过了研究生考试。当收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她高兴得热泪盈眶。
1978年，崔向群如愿以偿成为中国科学院“文革”后的首批研究生，由此迈进了天文学的大门，开始了她人生中重要的新起点——从事天文光学望远镜研究。毕业后，她留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仪器厂工作。幸运的是，工作之初就在苏定强、胡宁生等天文学家的指导下，参与了当时我国口径最大的红外望远镜——1.26m望远镜的设计工作，并以自己的才华与肯干初露头角。
毅然归国
投身天文事业崔向群勇挑大梁
1985年，她被中国科学院选派赴英国Jodrell Bank射电天文台访问学习。在那里，她得到了当时的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天文台台长、教授Francis Graham Smith爵士的称赞。随后，Smith推荐崔向群到欧洲南方天文台总部工作，参与了20世纪末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光学望远镜——8.2m口径光学望远镜阵项目。
就在她干得风生水起之时，突然有一天，收到了苏定强的来信。信中苏定强代表王绶琯殷切期望崔向群回国负责光谱巡天望远镜，并介绍了光谱巡天望远镜的情况。
崔向群既感到非常高兴，又有些许为难。她一遍又一遍捧读苏定强老师的来信，也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是留下还是回去呢？
显然，在她的内心世界里，服务祖国是众多选项中最为重要的选择，振兴祖国的天文事业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向欧洲南方天文台提出请辞，并给苏定强回信说，我决定回国了。
崔向群刚回国不久，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局钱文藻局长在第一次见到崔向群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LAMOST就拜托你了！崔向群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不久，褚耀泉、苏洪钧、赵永恒、李国平等人也分别到位，与崔向群一起组成了LAMOST建设团队。
但在他们面前，实际困难与挑战着实不小。譬如，计划最好采用整块的5m和6.5m的两块大口径镜面，而整个项目经费只有2亿多元人民币，经费缺口很大，因此只能做一个光学系统用两块拼接镜面，这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更难的是，有一块主动变形镜，既要主动变形又要拼接，精度要求是头发丝数千分之一，这又是一个世界级技术难题。同时，LAMOST计划使用4000根光纤，是当时光纤数量最多的斯隆巡天计划SDSS的7倍。
庆幸的是，他们遇上了有利的“大气候”。
“九五”计划期间，我国决定筹建一批大型科学工程项目，以促进我国国家战略层面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基础科研水平的提高。当时共有10多个重大天文观测设备参选，竞争相当激烈。LAMOST项目经过天文界的层层评选最终被申报上去。
LAMOST的总体方案和技术创新意识与前瞻性的科学目标得到了专家评委的高度认同。经层层筛选和评审，最终LAMOST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创新的理念，毫无悬念地从众多的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天文界的“宠儿”，正式被立项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1996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批复LAMOST项目建议书。批复中要求由中国科学院承担建设LAMOST望远镜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紧接着，国家计委批复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至此，LAMOST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了。
工程决战
燕山深处一座观测楼拔地而起
LAMOST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天文项目，要从当时国际上用600多条光纤一次拍摄600多个天体的光谱的水平，提高到用4000条光纤一次拍摄4000个天体的光谱，这将使世界上光谱巡天望远镜的最高效率提高一个数量级。
（下转B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