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驻西伯利亚宪兵分队的实物和文件
日本上海派遣军木村中佐的《从军日志》 万程鹏 摄
美国报纸如何报道日军“百人斩”暴行？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3年新征文物史料新闻发布会，包括日本上海派遣军报道部、华中方面军特务部木村中佐的《从军日志》，侵华日军《野炮兵第十二联队本部战斗详报》（部分）等在内的重要文物史料入藏纪念馆。截至目前，纪念馆2023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103件（套）。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一本《从军日志》
日本军官记录南京大屠杀暴行“野蛮不堪”
“下关附近有很多‘残死’的中国士兵”“很遗憾发生了大量抢劫、强奸、强闯民宅的事件，在我滞留期间就有上百件外国人、中国人来领事馆投诉的情况。日军闯入各国大使馆（部分例外）、民宅、学校，行径野蛮不堪。战场上，尤其是占领首都后的兴奋状态可以理解，但是对内应当予以惩戒。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约有6000女性避难）发生尤其之多。”这些都是日本上海派遣军报道部、华中方面军特务部木村中佐的《从军日志》中所记载的内容。
从内容来看，这本《从军日志》记录时间始于1937年8月16日，结束于1937年12月31日。他于1937年8月16日在日本国内接到任务，8月17日下午3时从东京出发，8月19日上午8时抵达长江口，12月20日至22日乘飞机从上海抵达南京并短暂停留3天。该日志虽然基本没有前线作战的记录，但记录了上海派遣军报道部、华中方面军特务部开展情报收集及“宣传”等方面的情况。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卫星认为，这本《从军日志》与日军官兵的个人日记不同，是执笔人的职务行为，客观记录了所属部队的主要活动，属于军方文件。通过研究，我们能够考证出日志记录者木村中佐的身份和履历。尤其是在12月20日—22日的日志里，记录了下关附近有很多“残死”的中国士兵，“很遗憾发生了大量抢劫、强奸、强闯民宅的事件”，这些内容进一步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纪念馆还委托日本友人大东仁先生征集到一份日军野炮兵第十二联队的军方文件《战斗详报》。王卫星研究员认为，日本投降时，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军方文件，保留至今实属不易。
该战斗详报包括联队长浅野中佐发布的命令，提及“师团已经向南京进军”，要求野炮部队克服道路泥泞的困难加紧追赶师团。命令还强调要提前做好粮草补给准备，以免“沿路不断‘征发’”的情况发生。
但实际上，日军向南京进犯的过程中，以“征发”为名的抢劫不断发生。
两份美国报纸
都转载了日本报纸日军“百人斩”竞赛报道
近20年来，美籍华人鲁照宁向纪念馆捐赠了近20次，捐赠史料超过两千件（套）。他此次归宁带来在美国四处搜寻的125份美国报纸，包括《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旧金山纪事报》《纽约世界电讯》《圣路易斯邮报》等14种，这些报纸报道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军对上海和南京等地进攻、日军暴行，以及中国抗战等内容。
其中，1937年12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和1937年12月14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均转载了日本报纸中有关两名日本军官进行“百人斩”竞赛的报道。《纽约时报》报道中说：“来自上海前线的一份电报详细介绍了两名日本少尉之间的一场比赛，看谁先杀死100名中国人。26岁的野田毅和25岁的向井敏明，把赌注压在了这项成就上，并一直在努力赢得赌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道中说：“根据《东京日日新闻》今天的报道，两名日本中尉比赛看谁能先杀死100名中国士兵，结果都杀了超过100人，双方打平杀了106人，他们又同意重新比赛杀到150人为止，12月6日是89比78，12月1日是56比26”。
1937年12月18日美国《旧金山纪事报》以《记者描述了南京的混乱》为题，转发了美国记者斯蒂尔的报道：“‘如同在地狱里的4天’是对南京被包围和被占领最恰当的描述。我刚刚登上‘瓦胡’号炮舰，我是自从日军进攻南京以来第一批离开首都的外国人，当我们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看到的最后一幕是300名中国人在江堤前被无情地处决，那里的尸体已经堆积没膝。这是过去几天南京疯狂景象的典型写照。”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认为，这些报纸有《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论坛》这些影响力比较大的媒体，也有《巴拿马明星报》和《费城记录报》等我们平常比较少见的报纸，种类丰富，包括了当时的原版报纸以及合订本报纸。这些报纸报道了日军侵华期间美国各媒体关于日军在南京等地暴行，以及西方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第一次见到西方媒体对“百人斩”杀人竞赛进行了报道，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物和展陈价值。
日军宪兵文件
“艺娼妓体检表”印证“慰安妇”制度发端
1918年至1922年期间，日本干涉苏俄革命，出兵西伯利亚。“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日本关东大学教授林博史研究发现，在日军出兵西伯利亚期间，许多“老鸨”带着“从业妇”紧随其后，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发布会公布了一份“日军驻西伯利亚宪兵分队艺娼妓体检表”的日军宪兵文件，形成时间为日本大正十年，即1921年5月14日，内容为日军医院给“从业妇”做身体检查的资料，详细记录了79名“从业妇”的姓名、艺名、屋号、疾病状态等信息，其中大部分患有性病。
文件表明“从业妇”分布在不同的妓院，被当地驻扎的日军利用，由日本军方直接管理。“从业妇”大部分为日本人，也有朝鲜人。查阅日本书籍《西伯利亚出兵——宪兵史》得知，日军驻西伯利亚宪兵分队确实参与了“从业妇”的身体检查及管理。这成为之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雏形，林博史教授称之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前史”。
与上述文件一起发布的还有首次发现的妓院铜质号牌，共8枚，这些号牌上都标有数字。根据日军“慰安妇”制度管理体系初步判断，这些号牌上的数字应该是“从业妇”号码牌，每一个数字对应着一个“从业妇”。日军买票后，持有该号码牌便可以找到相应的“从业妇”，是日军“慰安妇”制度体系早期运作的直观体现，也为此后的管理提供了模板。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孟国祥认为，无论是从组织形式还是管理方式来看，该批藏品中体现出的历史信息都可以称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雏形。因此，该批文物和史料对于研究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端及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