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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5-14
星期四
当前报纸名称:扬子晚报

我的奶妈

日期: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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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B03版:微史记       上一篇    下一篇

  多年后,程晓明与奶妈合影

  程晓明、当地支部书记(后排右一)与奶妈一家合影

  程晓明小时候

  记得“文革”后期,有一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

  一天,家里来了三个中年妇女,她们指着我说:“快叫妈妈。”我一下子堕入五里雾中。心里想怎么跑出来这么多妈妈?“快叫呀。”我妈催了我一声。妈妈让叫,我就嗫嚅地叫了一声。她们三人不约而同高兴地应了一声,接着就笑着说:“都长这么大了,是大小伙子了。”

  接着就转入了正题。她们是来找证明人的。

  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党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在苏北盐阜地区成立新四军军部,继续进行华中的抗日战争。苏北盐阜地区有盐城、阜宁、阜东、淮安、淮阴、建阳、射阳、涟水和滨海九个县。日伪军除了盘踞几个县城据点外,广大农村都是我们的根据地。

  就在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我父亲牺牲了,当时他在新四军二师六旅和津浦路西地委任组织科科长,那时我还没出生。

  1945年9月19日,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毛泽东主席给延安发来电报,令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为什么要向北撤呢?因为“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服从统一战线的需要,我母亲挺着孕肚跟随新四军淮南根据地路西地委机关一同向北转移。我母亲童年时缠过小脚,现在又有孕在身,小腿还浮肿。转移到淮安,路途有600多里,长途跋涉,一步一艰难。照我母亲讲,当时心里想的是:一定要坚持跟着队伍走下去,不能掉队。同志们看到怀孕的烈士家属,主动地组织了担架队,轮流抬着我母亲行军。我母亲对我说:“没有同志们的担架,我和你都可能成下落不明的人了。”

  终于到了淮阴,母亲被分配到清江市委妇女部工作。

  1946年2月12日晚上七点,在淮阴市岳飞巷的军区医院里,我出生了。我母亲生下我就发疟疾,可能是吃奎宁过量的原因,我母亲就感觉右乳房跳得厉害,很痛,第二天乳房就变了颜色,清江市委再送我母亲到军区医院开刀。右边的刀刚开过,左边乳房也有了肿块,再开了第二刀。

  妈妈没奶给我吃了,很快就找了个奶妈。

  3月我母亲被安排到淮安五地委工作,6月到新安小学工作。那时我母亲带着我和一个奶妈,还有一位老师住在一个祠堂里。

  二

  1946年7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我母亲带着我随机关北撤。当地是摩擦区,来回转折转移是正常现象。9月份我们一起离开淮安到了马家集。这是新安小学的老根据地。就在这个时候,奶妈家中有情况就回家去了,我又变成没奶吃的孩子。

  当时宋庆龄的救济总署给中国抗战胜利的救济物资中有美国奶粉,我母亲就从章温同志那里要了两桶。可是奶粉调成糊也喂不进我的小嘴里。就在为难的时候,一同从淮南北撤过来的联合中学的老师、孙冶方的爱人洪克平给我送来了奶瓶。洪老师就住在妈妈隔壁,经常过来关照我母亲。所以我以后一直叫洪克平为“洪妈妈”。

  不知是不适应洋奶粉还是什么原因,吃了奶粉消化不良,一直拉肚子。七天六夜下来,人瘦得皮包骨头。

  母亲在新安小学当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收发室,请收发室的陈兵同志照看一下。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教师的姑妈来看他。在收发室看到小孩就过来逗逗玩。她对我妈妈说:“孩子这样是不行的,再没有奶吃就要饿死了。我家三娘有奶,你快抱着孩子跟我走吧。”到了那位三娘家,三娘二话没说,撩起衣襟就给我喂奶。吃饱了奶,休息一会儿,我母亲就给我服药。过一阵子再吃奶,再服药。三个来回下来,眼看着我就安定了。到了半夜,我的两只手可以交换着拿调羹了。姑妈就喊道:“看,孩子有精神了。”到天亮时,我拉了一次黄色的大便。这拉肚子就算好了。就这样我就被寄养在这位三娘家里了。

  刚来的时候三娘奶很足,日子长了奶水也就渐渐地减少了。她就抱着我到处化缘,所以我有多少奶妈是说不清了。

  因为有工作,我母亲差不多只能一个月来看我一次。我母亲先在新安小学教书,因工作需要又到五地委工作。我访问过解放日报社的老同志胡子恒,他说:“曹荻秋是五地委书记,负责工作队工作。我和你母亲五六个人,在一个工作组,搞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文革”中,许多地方要求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干部要找到证明人。来访的三位“妈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她们当年是根据地的工作人员,我也曾喝过她们的奶。

  1947年2月,原新四军二师六旅旅长陈庆先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兼苏北军区司令员。我母亲和工作组的一位同志去看他,司令员知道我被寄养在奶妈家,当即就说:“对于我们的革命后代,国民党是要斩草除根的。孩子放在那里不行,你要带着走。你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不方便,把我的挑夫拨一个给你,行军时让挑夫挑着孩子和文件走。”稍微停了一下,他又说:“你现在就骑上我的马去把孩子接回来。”

  我母亲听到指示,立即和马夫上路,到奶妈家接了我回来。村里下地的,打水的,砍柴的,看到了,都跟我告别,说:“小新四军再见啦!”还有奶过我的妈妈们,拍拍乳房叫:“晓明,还要吃吧?”

  从此,一个挑夫挑着担子,一头挑着装孩子的摇篮,一头挑着装文件的铁箱,就一直跟着我母亲。

  1982年我探亲回上海,妈妈告诉我说:“陈司令在华东医院看病。”我就到医院去看他。他看到我穿着军装,很高兴。问了我在部队的情况,我如实地做了汇报。我问陈司令,还记不记得我的情况,他说;“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革命,流血牺牲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我们的后代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你父亲牺牲了,我是一定要把你带着走,不能让敌人给杀害了。”

  三

  三位“妈妈”来找我,我想有了线索我也要去看看其他奶妈。问了三位“妈妈”,她们答应帮我打听打听。以后她们来了一封信,说比较固定的奶妈住在阜宁县马家集明吴庄王油坊,奶妈没有名字,大家都叫她“王安泰家的”。

  1979年部队一批苏北的战士退伍了,我送他们回去,我向领导汇报我要顺路看奶妈的事,领导同意了。那天我坐长途汽车到阜宁县汽车站时,天色已经稍暗,车站里有七八个骑自行车的老乡,在那里等客。我就问谁认得马家集明吴庄王油坊。他们帮忙找来一位认识的老乡。一问才知道他是王油坊村的支部书记,也在汽车站接客赚点零用钱。再问认不认得“王安泰家的”,你说巧不巧,他竟是王安泰家的亲戚。正值饭点,车站没有饭店,但有卖麻油馓子的。我请这个书记一同吃一点,吃饱了就上路了。

  在一幢草顶土墙的房子前,书记帮我叫了门,不记得他是叫姨还是叫姑。一位梳着盘头的小脚老太,走了出来。我叫了她一声“妈”,她有点蒙。支部书记跟他说:“在抗战胜利后,曾经有个新四军女兵把小孩寄养在你家里,吃你的奶水,有这个事吧?”她点了点头,确认了关系,她就招呼媳妇烧火做饭。天黑了,又安排我们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在一家人的忙碌声中我醒了。起床后,她媳妇抱着孩子告诉我:“婆婆昨天夜里,点着油灯,坐在你床边看着你,直到鸡叫头遍。”

  太阳出来了,趁着光线好,我抓紧拍了几张照片。拍完照我给奶妈留下50元钱和30斤全国粮票。当时我的工资是62.5元,粮票是回家探亲部队发的。最后还是昨天送我来的老司机送我返回了汽车站。

  后来,奶妈的儿子到上海来推销建材,我帮他联系过几家单位,以后他就没有再来了。他说他母亲被在南昌步兵学校任职的儿子接去了,数年后过世了。

  当年,许许多多像我一样在战乱中诞生的新四军后代,得到了苏北根据地老乡们的哺育和帮助。老区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我们没齿难忘。

  口述人:程晓明

  记录整理人:刘维荣

  (本文口述人程晓明为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整理者刘维荣为江苏省档案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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