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阿公常常带着我爬上屋脊去摘槐花来吃。
暮春里，那是槐花绽放的季节。红砖墙面的几排瓦房和房前房后的槐树，朴实无华，层花间透过一线线柔软的光芒，细细的，亮亮的，调皮地一闪一闪。窗前的槐花开得正好，阳光里，乳白色的小小花瓣，紧紧簇成一长串。
我倚在阿公怀里，仰视头顶翘然的花朵，在风中微微颔首。听树上蝉声一日日浓郁，任汗水和着草席的气味渗透在发丝。我拽了拽阿公的衣角顽皮地说：“阿公阿公！我想要那朵最大的槐花！”说着，便嘟着小嘴踮起脚攒足了劲儿向上够，一次，两次，三次……
忽而，一朵槐花像珍珠坐着小船悠悠地荡了下来。回头一看，阿公早已爬上房脊，他拽住槐树横斜的枝条往下压，我伸长胳膊兴奋地叫着：“低些，再低些，还差一点！”瞧着那朵最大的槐花逐渐逼近，在恍恍惚惚的斜阳晚照间，鎏金般的余晖从树枝间散落荡映在阿公的面容上，缝补着他眼尾的道道绵长。
我抱着一袋子的槐花与阿公坐在房脊上，一边吃着槐花，一边听着他轻轻哼着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唱的歌我却记得分明，正是那一首《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我怎懂得何谓“风雨”？那些陪伴阿公坐在屋脊上的日子，只知道春天很好，槐花很甜，阿公的歌声愈来愈远。
后来，我上小学了，被爸爸妈妈接回了城里的家。为了看我，阿公总要蹬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在校门口等我。他喊我的名字，抓着车把，捏着铃铛，不告而来是他的风格。
阿公骑车技术很好，十几岁就做了修电缆的工人，骑着车走南闯北。那时，我总会出现在他自行车后座上，在他那儿待一天。
每一次临别前，他都不肯送我，却总要坐在老屋的屋脊上，看着我沿着小巷走到尽头，我知道他会在屋脊上坐很久，久到我们看不见彼此的身影，久到太阳下山。
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秋天，他穿得像冬天。我推着他在院子里闲逛，对面来了位和他一样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他们擦肩而过，竟握了握手。松开手，他指着我，对熟人竖起大拇指，口中嘟囔着我的小名。一如小时候，他想对别人夸奖我时那样。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场告别。
我终究是匆忙地长大了，可阿公却早已不在。因为没能见着阿公最后一面，几年来，我仍觉得他在某个地方待着。
春风年复一年，穿堂而过。这一天，我像阿公在世时一样，熟练地爬上屋脊，春天花开依旧。
风抚着花，花弄着风，槐树高高的枝斜斜地伸向天空，遮住了大半个院子。那在屋脊上吃着槐花听着歌的热腾腾的日子都远去了。屋角的空铃掠过无云的碧空，只是再不出声，我一下子感到了无边的寂寞。
[连云港]厉昕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