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翔在讲解 王峰 摄
郑翔与她的电动车 王峰 摄
文/王峰
去往文昌花园的路程远比想象的要短很多。
从扬州东站出来后，车子一直往西开去，过了廖家沟大河，跨过京杭大运河，就到了文昌花园的南大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曲江街道文昌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在文昌花园小区里面。坚守“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文昌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郑翔，正是从这个小区出发，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小巷总理之星”、“全国模范小巷总理”、江苏“时代楷模”等荣誉，并被推选为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代表。
一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我第一次到文昌花园时，正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节。扬州的春天正以它更喧腾、更江南的气势，将人迷失在沿路那一片片开阔的水道、一丛丛繁茂的树木之中。可对当年的第一批居民来说，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告别既往熟悉的生活方式，他们内心的忐忑远胜于喜悦。此外，中国当时正置身于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准备加入WTO等大背景下，社会矛盾重重，新成立的文昌花园社区成为当时的一个缩影，在扬州是出了名的“三多三难社区”——困难家庭多，群众生活难；矛盾纠纷多，凝聚人心难；不良现象多，文明和谐难。
我在文昌花园采访到了首批安置户代表，62岁的李树香、73岁的陈定凤、76岁的腾晓玲、72岁的陈龙华、71岁的王文兰……他们在文昌花园生活的苦与乐、酸与甜，与郑翔担任社区主任近二十年的时间形成互证关系。安置小区需要有高水平的管理者，郑翔用她的耐心、热心和爱心，引导、帮助他们从旧有的生活秩序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城市生活。
为什么会是郑翔？历史选择郑翔的必然性又在哪里？
一条新京杭大运河，于1958年截弯取直，如今在文昌花园东边贯通南北。2014年，随着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运河文化，再次成为扬州发展新动力，激荡着新时代的澎湃潮声。
1985年，21岁的郑翔随家人从山东济宁回到故乡扬州，在此期间，她的目光也一定在京杭大运河的地图上停留过，从南往北，再从北往南——在这条黄金水道上，济宁和扬州一样，是号令大河南北、统驭四面八方的“中国运河之都”，汲取了儒家文化与运河文化的精髓，有着善于沟通的城市特质。
在齐鲁文化的熏陶下，扬州女孩郑翔在那里上学、工作，直到大学毕业后成为济宁鱼台机关招待所的一名会计。郑翔的父母都是扬州人，在邮电系统工作，年轻时因为工作的需要离开扬州支援山东。等到他们举家回扬州时，这个家已经有了新的分叉和路径：父亲在郑翔一岁多时就已去世；大哥接了母亲的班；在扬州出生的二哥在当地留了下来；还有一个年长郑翔9岁的姐姐……这意味着，21岁的郑翔对这个家庭开始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家里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自小被包容、被宠爱的小妹妹，后来会在与他人的相处中，极尽忍耐、包容与智慧。
扬州广陵区开关厂成为郑翔重新融入家乡古城的一个原点，事业心比较强，做事踏实认真，再加上领导也很信任，从1985年至2000年，郑翔迎来了她人生中的借调生涯——
那是哪一年的事？对，99年，全国人口普查，街道把我抽调去搞普查。我有点郁闷，因为在我看来只有没事干的人，才会被抽调。领导跟我说，你平常工作踏踏实实，所以把你选了去。然后又说了一句：正好你这边也没什么事做。看看，还是因为没事干才被抽调的。突然觉得，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一下子变成了没事干的人，我已经没有用了？
我这人只要一做事就很认真，当时分配我做片长指导员，我对那个地方也不熟恶，就一条一条巷子跑，然后画了图，带着普查员，一家一家跑。我后来获得了全省人口普查先进个人，这是我第一次获得高级别荣誉。这个荣誉对我很重要，本来我已经对自己有怀疑，觉得没用了，这对我是个肯定。
二
在素有“水上都会”美称的扬州，水无处不在：枕淮水，踏长江，抱运河……从文昌中路路口沿着观潮路往北走，会经过一座小桥，取名为鸿福桥。桥下流淌的正是老沙河，其东段通过涵洞穿越文昌中路，连接一街之隔的曲江公园。有一种说法认为，广陵潮大致就位于广陵“曲江”一带。今文昌花园旁边还留有一条观潮路。
郑翔无数次骑着她的电动车，行驶在这条路上，与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对话。
由于广陵街道和东关街道合并，人员较多，当时安排我在劳动所工作，事也不多，我感觉在这里好像是多余的。这时，街道组织科长劝我一句话，说，你与其现在在这里发挥不了你的作用，回企业也不合适，还不如到社区去工作。组织科长的话让我觉得万分委屈。我在企业留用的时候，经常接到社区要求，推荐人到社区工作。我会介绍那些快要退休的人去。以前我推荐他们去，现在倒把自己打发了去。我在街道办公室接触到的社区人，也都是退休以后去做的。我年纪轻轻的，才三十七八岁哎！离退休还早着呢，怎么落得只能到社区啊？我当时就回组织科长，说我不去。组织科长还说服我：靠你的能力，肯定做得好。我说，我一个年轻人，估计适应不了。因为我满脑子想，这是老年人发挥余热的地方。但我心里其实很烦，真烦。到底怎么办？才三十几岁，是不是就到头了。
在文昌花园社区的郑翔工作室，郑翔用一口带着扬州口音的普通话讲述着她踏入社区工作的前前后后。
“还能找到冶金厂吗？”“什么？！都不在了！？”“那原来冶金厂的位置，现在是干什么的？”“都盖商品房了……”冶金厂所在的位置，正是郑翔踏入社区工作的第一站，她在那里遭遇了很多辛酸——而今，在机器的轰鸣声中，那一点点痕迹都抹了个干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楼盘项目——也今东南。
2002年至2005年，郑翔任文峰街道宝塔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这是她开展社区工作的拓荒地，也是她成为基层治理“领头雁”的孕育地。
社区有几个大企业的宿舍，按理条件比老城区好。结果到那一看，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的办公房，三张桌子，就这么点大的地方，连我一共三个人。看到条件这么差，心理落差不是一般的大。
怎么做呢？别人给我指点，说要跟驻地单位搞好关系，有什么事情单位可以支持你。宝塔社区有几家大企业，其中最大的是冶金厂，几千人的大厂。我就去找厂领导。当时也不会说话，跟人讲话还脸红，而且总觉得求人了，没底气。我就请领导关心啊、支持啊。书记跟我说：“你们能干什么，不就是打扫打扫卫生，防防火嘛。”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这么一说，我还有什么话啊，都不会开口了，脸红红地走了。
上层路线走不通，我就走基层路线。有事没事我就去走访，跟居民了解情况。那一带的居民都是大企业的职工和家属，人员素质相对比较整齐，我又在企业工作过，跟他们交流比较容易。他们也觉得，来了一个新人，也有新鲜感，有什么话都跟我讲。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些人对我还不错。是啊，人家对我不错我就要做下去啊，一做事我那股子傻劲又出来了，就想怎样把事做好，结果一头扎了进去。
2003年春天，“非典”来了，当时北京疫情严重，只要有从北京来的，单位要负责天天消毒，还不让出门。在一次排查后，郑翔发现，社区有一对小夫妻是从北京过来的。当时她就跟同事说：“这户人家我去，你们不要去了。消毒我来，买菜我来，所有这家的事情我来做。”
话是这么说，真正沟通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当时规定消毒必须戴口罩手套，可是手套戴着、口罩戴着跟人家说话，别人会怎么想？所以，郑翔后来干脆就不戴口罩和手套。即便如此，那对夫妻还是很有意见，总觉得自己不过是从北京出差回来，结果搞得不能出门不说，还被隔离了起来，于是就把火气冲郑翔发。郑翔一开始也很不舒服，后来设身处地替对方想，也觉得能够理解他们，“人家只有二十七八岁，能跑能跳，健健康康的，无端被当成不可接触的人隔离起来，是不开心的。”于是，郑翔每天给他们送菜消毒时，就跟他们聊天，聊得很开心了，双方就都能互相理解。
这事被冶金厂领导知道了，觉得奇怪，说你们怎么知道小区的哪些居民从北京来。本来隔离这件事应该是他们厂里的，社区给做了，领导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说没想到你们做了这么多事，还表示，今后有什么需要直接过来。
企业认可，政府认可，居民认可。自那以后，她就觉得与人相处非常重要。“你看一开始不让你进门，很多的语言来刺伤你，当你和他交流后会交上朋友，会理解你，也会支持你。从那以后，我感觉做群众工作还蛮适合我的。”
郑翔并不是一个情绪起伏大的人。或者说，她的情绪始终处在一个固有的高度。
但是，在得知冶金厂的基地全被一个叫也今东南的项目覆盖了的时候，她脸涨得红红的，眼睛里噙着泪光。她在那里呆了三年，那个地方藏着她的心血，说没就没了。在前往文昌花园采访时，我一直想着，郑翔能带着我到她最初奋斗的地方走一趟。重返历史现场，有助于我们捕捉到更多的细节和情感脉络。这条路显然断了线，但在郑翔办公室，我看着她又笑着抬起头，历史在它断掉的地方重新嫁接了起来，并且沿着它既有的方向往前走着。 （下转B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