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海
在营口市博物馆一楼的近代历史展厅内，一幅古朴的碑文拓片静静陈列在展墙上，下面一尊石狮底座上，清晰刻着“没沟营天后宫”的字样。来往参观者驻足凝望，很少有人知道，这张看似普通的拓片，背后藏着一段发生在两百多年前，牵动整个辽南、一直闹到盛京将军衙署的商贸纷争故事。这块早已深埋地下的《示禁碑》，是读懂营口开埠之前商贸发展史的关键物证，也是一段官与商、垄断与竞争、管控与自治的真实历史缩影。
故事的起点，定格在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这一年，海城县和牛庄之间，一场因粮食计量引发的官司越闹越大，从地方一路层层上告，最终惊动了远在盛京（今沈阳市）的最高军政长官盛京将军晋昌。一方是牛庄的斗纪田有年等人，率先状告海城斗纪违规争抢口岸粮食计量生意；另一方海城斗纪不服判决，又反过来控告牛庄斗纪强行抢夺官制量具、霸占经营份额。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执从口舌之争升级为聚众冲突，一桩地方行业纠纷，最后竟要当朝一品大员亲自过问审理。很多人不禁发问：一场粮食过斗的生意纠纷，为何能惊动封疆大吏，成为载入清代档案的重要事件？答案，要从营口的前身——没沟营的兴起说起。
清代营口的繁华，得益于辽河航运的复苏。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东南沿海局势稳定下来，第二年朝廷正式解除海禁，内河与近海航运慢慢恢复生机。随着大批“闯关东”的移民源源不断进入东北，广袤的辽南黑土地被逐步开垦，人口持续增长，粮食、大豆、油料等农副产品产量大幅提升。这些物产依托辽河水路向外转运，顺着河道销往关内各地，牛庄也凭借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成为当时辽河沿线最繁忙、最知名的商贸港口。
牛庄的码头位置，在历史上几经变迁，也见证着河道淤塞与口岸兴衰。明代时，牛庄码头设在太子河畔的小姐庙一带；到了清代，码头迁至三岔河附近的半边台；乾隆年间，半边台河道淤积，行船不便，口岸再次下移到耿隆屯，之后田庄台又取代耿隆屯，后来，没沟营和田庄台一同被列为官方认可的海口口岸。嘉庆年间，盛京将军富俊在奏折中记载，没沟营与田庄台两处口岸，每年外运粮食可达四五十万石，货运规模远超东北其他口岸，是名副其实的辽南商贸枢纽。
不过在当时的官方管理体系里，没沟营和田庄台并不独立建制，都隶属于牛庄口岸管辖，完整称谓是“牛庄防守尉辖下没沟营口岸”，官府文书里常简称为“牛口”。这也是历史上“先有牛庄，后有营口”说法的由来，营口早期的商贸根基，正是扎根在没沟营口岸的繁荣之中。
粮食交易离不开计量，而在清代，粮食买卖不用秤称重，主要依靠“斗”作为容积量具计量，斗的大小标准，直接关系交易公平。但彼时全国度量衡管理混乱，民间私自打造的斗具大小不一，缺乏统一规范，不少不法商贩借机钻空子，惯用“大斗进、小斗出”的手段坑害商户百姓，从中渔利。
为规范市场交易，朝廷统一铸造标准官斗，交由地方管理，商户可以有偿使用官斗计量粮食。但官斗的配发数量十分有限，远远跟不上口岸日益旺盛的贸易需求，稀缺的官方量具，渐渐变成少数人把持的资源，也为权力寻租、行业垄断埋下了隐患。
早在乾隆年间，官斗管理的乱象就已经暴露。时任牛庄防守尉六十一，手握官斗调配管理权，利用职权违规牟利。按照朝廷原定规制，分配给牛庄、海城两地的官斗一共只有40面，六十一却私自增设12面，扩大自己的管控范围；同时朝廷规定，每面官斗每年收取使用费白银二两，六十一又擅自加价，每面额外多收四钱至一两白银。上行下效，后来的继任官员纷纷效仿这种做法，私自增设的官斗数量一度达到150面，远超朝廷定额，行业乱象愈演愈烈。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这起违规贪腐案件被揭发查办，六十一等涉事官员被送交刑部处置。此案也清晰暴露出当时的核心矛盾：口岸粮豆贸易飞速发展，官方标准量具供给不足，监管缺位，最终造成官斗管理权被少数人垄断。为化解矛盾，新任牛庄防守尉与海城县知县共同上奏，申请增加官斗配额，最终得到朝廷批准，官斗总数由40面增至80面，牛庄、海城各分四十面，专门设立“斗纪”一职管理官斗，负责口岸粮食计量，相当于今天的行业计量监管人员。
调整之后，没沟营口岸长期由牛庄斗纪把持计量业务，形成稳定的经营格局。牛庄斗纪常年垄断口岸过斗生意，收费可观，每计量百石粮食，就能收取数千文铜钱，长期经营下来收益丰厚。丰厚的利益，让海城斗纪十分眼红，一直希望能分到口岸的经营份额。
嘉庆十六年（1811年），海城斗纪张万春等人联名向盛京将军提出申请，要求前往没沟营、田庄台两处口岸参与粮食计量。为平衡两地利益，官府出台折中方案：牛庄、海城各拿出二十面官斗，轮流前往两大口岸开展计量工作。看似兼顾双方的决定，实则打破了长期形成的经营秩序，原本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矛盾一触即发。
到了嘉庆十八年（1813年），矛盾彻底爆发。牛庄与海城两地斗纪在没沟营口岸争抢过斗生意，互不相让，最终发生聚众斗殴，冲突不断升级，由此引出了开头相互控告、层层上告的局面。说到底，这场惊动盛京的官司，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原有垄断格局被打破后，利益重新分配引发的激烈冲突。
盛京将军晋昌接手案件后，逐一查阅历年案卷，理清了数十年间官斗管理的来龙去脉，作出最终裁决：参与斗殴争利的牛庄、海城斗纪，分别处以杖责八十，并全部革除斗纪资格；偏袒海城斗纪、从中徇私的旗人仓官德楞额，被从重发配新疆服苦役。
为从源头平息争端，晋昌采取了一项十分严厉的禁令：“牛庄海城二处斗纪各在城市过粮，概不准其前赴海口。所有没沟营、田庄台海口粮石，即照貔子窝等处海口章程，听该商民等自行交易。庶奸侩无所施其伎俩，亦可永息争端。有潜赴海口争量粮石者，均各重治其罪。仍剀切晓谕，勒碑示禁，永远遵行，以杜钻营。”这份处理意见，完整收录在盛京将军的相关奏折档案之中。
这项禁令虽然暂时平息了两地斗纪的纷争，却也存在明显弊端。简单一刀切禁止官方斗纪介入口岸，看似斩断了权力牟利的链条，却也放弃了官方计量监管，很难从根本上规范民间交易乱象。继任的盛京将军富俊就曾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此举治标不治本，但朝廷最终还是批复同意立碑示禁。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六月，在当时没沟营规模最大的宗教文化场所天后宫正殿前，一通官方石碑正式竖立，由牛庄防守尉与海城县知县共同立碑，明令禁止牛庄、海城斗纪前往口岸过斗，这就是营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示禁碑》。
这块石碑虽然体量不大，历史价值却极为厚重。在所有记述营口早期历史的文献中，《示禁碑》都是重要实物佐证，它清晰证明：早在1861年营口正式开埠之前，没沟营就已是辽南地区十分成熟、贸易繁盛的粮豆集散码头，为后来营口成为东北重要通商口岸打下了深厚根基。
当年天后宫正殿前，曾经依次竖立着十余通古碑，除《示禁碑》外，还有《清雍正四年重修没沟营龙王庙碑》《乾隆五十三年药王庙重修碑》等，一通通石碑串联起没沟营开埠前的商贸、民俗、宗教历史，是十分珍贵的城市文化遗产。令人惋惜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大辽河岸边修建露天游泳池时，这批古碑被当作普通石料填埋进地基，从此消失在地下，再也难觅踪迹，成为营口文史界一大遗憾。
为找回这段遗失的历史，2002年夏天，营口市文物部门在有关单位配合下，在原露天游泳池旧址开展挖掘工作，希望能够找到湮没的古碑。但经过两天挖掘，只出土了民国七年《营复两县粪人颂德碑》的碑额，心心念念的《示禁碑》等清代古碑依旧未能重见天日，受多种条件限制，挖掘工作没能继续，古碑的下落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文脉中断的遗憾，在多年后迎来一丝转机。2022年1月，营口籍收藏家杨新涛先生多方奔走，辗转从日本购回13幅珍贵的营口古碑拓片，其中就包含《示禁碑》《清雍正四年重修没沟营龙王庙碑》《乾隆五十三年药王庙重修碑》的完整拓片。同年2月10日，这批珍贵拓片被无偿捐赠给营口市博物馆。随后，文史专家杨庆昌先生对碑文逐一识读、校勘注释，让尘封两百多年的碑刻文字重新完整呈现。
对照拓片可以看出，碑文内容与当年盛京将军的奏报档案基本吻合，仅个别字句略有出入，完整碑文如下：
牛庄防守尉加二级记录八次增
海城县知县加十一级记录九次胡
为会同勒碑示禁事。照得奉将军、府尹等衙门劄开，户部议覆为没沟营、田庄台二处，不准牛庄、海城斗纪前赴该处过量粮石，饬令遵照嘉庆二十一年原奏，勒碑示禁，以杜钻营。该二处海口即照貔子窝等海口章程，听商民自相交易。等因前来，除此晓谕外，相应勒碑一块，饬交没沟营乡总等小心看守，以示禁止。自谕之后，倘有指称斗纪名色、多索钱文及牛庄、海城斗纪前赴河口争量粮石者，一经查出，均重治其罪，毋违。特谕。
嘉庆二十三年六月 立
短短几百字碑文，既是一纸官府禁令，也是一段历史的定格。它写清了争端缘由、处置办法、管理新规，也把当年口岸商贸的矛盾与治理困境完整留存下来。
如今走进营口市博物馆，《示禁碑》拓片静静悬挂在展厅之中，与《清雍正四年重修没沟营龙王庙碑》拓片、乾隆六十年天后宫石狮相伴，默默诉说着营口的过往。从辽河古渡帆樯林立的商贸盛景，到斗纪争利的行业纠葛；从一纸禁令勒碑公示，到古碑深埋的百年遗憾；再到海外拓片回归、文脉接续，一块示禁碑，串联起营口从粮豆码头到开埠商埠的城市发展轨迹。
两百多年岁月流转，石碑虽已深埋地下，碑文却通过拓片得以留存。《示禁碑》背后的故事，不只是一桩古代商贸官司，更是营口城市发展的一段源头记忆。它让我们明白，今日营口厚重的商埠文化，并非始于开埠之后，早在清代中期的没沟营时代，这座城市就已在大辽河岸边，伴着航运与商贸，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篇章。铭记这块示禁碑，便是守住一段城市根脉，读懂营口源远流长的商贸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