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传入营口乃至东北地区，缘起于160多年以前营口对外开埠，以及新式海关的设立。
口岸肇兴 华夷相睦
1856年10月，英法侵略军借口“亚罗号事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又一次战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6月26日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为通商口岸，还赋予了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经商、居住、开办医院、建造教堂等特权。1861年4月3日牛庄开埠。得益于特殊的地理区位，营口早在清代中期就已成为连接东北与全国各港口的枢纽，既是辽河航运的终点，又是海运的起点。
第二年开春，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密迪乐经过实地勘察后认为“牛庄距海口甚远”，以河道淤塞，航行停泊不便等原因，提议将开埠口岸改到适宜通商的没沟营（营口）。当时清政府视东北为发祥禁地，不愿意让洋人过于深入“龙兴之地”，同时也出于弱化洋人居留权限的考虑，正感无奈之时，恰好英国人提出了更改开埠口岸要求，也乐得顺坡下驴，没沟营是属于牛庄的港口，恰好在牛庄城守尉的管辖范围内，且牛庄钞关在没沟营设有分卡，英国人的要求也不算是违约。你情我愿，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双方确定以没沟营替代牛庄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1861年6月11日，英国驻营口领事馆在没沟营开馆，6月30日在没沟营正式举行牛庄开埠典礼。从此，营口成为我国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
此后，西方列强纷纷涌入营口，设立的领事馆多达11个，外国居民也随之大量涌入营口城区，购地买房，经商居住，建造教堂，传播宗教，在今天的辽河广场以南形成了以外国人为主的居住区。对于官府来说，洋人在营口居住的问题是件麻烦事，连当时的盛京将军玉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都认为“华夷通商，自不至交杂滋事，惟没沟营口岸，系五方杂处，人民强悍，通商日久，难保不互相搆衅，尤需先事筹维，预防其渐。”
不过，让官府感到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相反在营口的中外人等相处得十分融洽，并未发生麻烦和冲突。这倒不是营口人惧怕金发碧眼、长相怪异的洋人，不管怎么说，营口也是个见多识广的地方，关里关外，往来贸易，闯关东的人更是居多，营口人只是觉得不应该歧视和欺负外来的人，应该一视同仁。詹姆斯·沃森在他上报给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海关医报》中也认为营口人“比南方的中国人更加友好地对待外国人，他们更加诚实，不那么刁滑。”直到今天，营口人依然如此，人与人之间相对包容和开放，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都能友好和谐相处。
海关启医 施诊济民
营口口岸对外通商，舶来品输入进来，就得设海关收税。1864年5月9日，营口设立了与通商口岸相符的新式海关——山海新关。海关设立后的第二年，1865年5月，迎来了一位西医医生——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詹姆斯·沃森。他的到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国近代海关从此有了第一位医生，营口、辽宁乃至于整个东北地区从此有了西医，西方医疗技术和卫生观念第一次传入了新开办的中国海关，并通过营口向中国东北地区传播。
詹姆斯·沃森虽然是东北地区出现的第一位西医，但是他的职责仅限于海关职员及通商口岸外籍居民的医疗保健，治疗患病船员，收集疾病资料，撰写医务报告。尽管他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中国民众，但当地民众前来求医时，詹姆斯·沃森并没有拒绝，而是认真地为他们进行诊治。在向总税务司署上报的《至1872年3月31日结束的半年期的牛庄口医务报告》里，詹姆斯·沃森记录了为众多的中国眼部疾病患者进行免费治疗，使沙眼症得以成功治愈的病例。在《至1880年3月31日结束的半年期牛庄口医务报告》中，詹姆斯·沃森医生记录了8例中国人的就诊病例，其中两例是来自沈阳，分别为阴囊积液和脱臼，其余6例是外伤和外伤造成的颅脑损伤，除一名巨大腹部外伤因护理不当死亡，其他病例都得以治愈，大量成功诊疗的案例为詹姆斯·沃森医生赢得了较高的医学声誉，推动了西医在营口以及东北地区的普及，形成了较大影响力。詹姆斯·沃森还对营口当地的卫生条件、居民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营口疾病的发生与气候因素、生活环境及饮用水的使用、卫生习惯的养成等都有着极大的关系。
诊所肇始 东北首家
随着营口对外开埠，西方宗教随之进入营口。基督教新教、天主教等开始在营口建教堂，设孤儿院、学校、诊所，招揽华人信徒，扩大教会影响。传教士约瑟夫·莫里诺·亨特（Joseph Molyneaux Hunter）和万特（Hugh Waddell）受爱尔兰长老会差会派遣，于1869年4月到达营口，开始传教。亨特还是一位外科医生，有着丰富的行医经验。1870年4月，亨特在今营口辽河广场南、市第一中学校园东侧，营口天主堂西侧的三间平房里开设了一间西医诊所。亨特汉语非常好，中国人能听得懂他讲的内容，再加上营口当地的民众天性善良，对外来的洋人没有什么敌意，相处融洽，所以一开业就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就诊。据记载，当月接诊667人次，由此，亨特的诊所在当时的营口声名鹊起，在民众心中树立起良好形象。亨特开设诊所的目的除了为中国民众诊治疾病以外，主要是通过这种手段和方式，拉近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以达传播宗教的目的。
烽火仁心 博爱奉献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底，由营口海关医生达利提出倡议，经清政府的批准，征用了4家中国人的客店，于1894年12月由外籍医生自发组建临时战地伤兵救护机构，为中国最早的具备红十字性质的战地西医救护阵地。救护工作由达利医生为总负责人，参加救护的共有8名医生，分别是达利医生、美国海军舰艇海燕号军医阿诺德和英国火炬号军舰军医班尼，其余5人是传教士医生克里斯蒂（即司督阁）、格莱、格雷格、白兰德医生，另一位姓名不详，但是从最后获得清朝政府奖励的名单上看，这个人应该是英国传教士魏伯诗德。
营口设立的红十字医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红十字医院，是中国第一个官方备案、获国际承认的红十字地方分会，营口也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源地，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895年3月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营口红十字医院结束了它的使命，共收治伤兵1000多人。为了表彰外籍人士在救治中国伤员过程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1895年底，清政府分别授予营口海关医官达利医生、白兰德、魏伯诗德、英国火炬号军舰医生班尼等5人三等双龙宝星勋章。
百年沧桑 普济苍生
关于营口的普济医院建立的时间，众说纷纭，流传着各种不同的版本，有1870年说和1896年说，双方各执一词，难以定论。1870年说的依据是1933年出版的《营口县志》和1993年出版的《营口基督教志》；1896年说的依据是1938年出版的《满洲基督教年鉴》、1923年出版的日文资料《营口的现势》及2002年出版的《辽宁省志·宗教志》等。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各方都没有否认莫里诺·亨特于1870年在营口创办的诊所是东北地区最早的西医诊所和医疗机构。
他开创了东北西医医疗历史的先河，打破中医单一格局，引入了现代西医诊疗，为后续的普济医院及东北西医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没有这间诊所，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规模更大的普济医院。在尚未发现确切史料之前，我们暂且以1896年为普济医院（教会医院）的开设时间的起点。1938年出版的《满洲基督教年鉴》记载：“1896年，该院以普济医院的名称在营口领事馆注册”成立。（普济医院的旧址在原市第一高级中学南侧、原机关幼儿园的东邻）。
普济医院成立后，以慈善为宗旨，向中国百姓开放，常设免费义诊、施药、收治贫苦病患，对前来治病住院的人收费特别低，不看出身贫富，成为清末营口平民唯一能看得起病的医疗机构。后来普济医院不断扩大，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共建有男病室三十五间，女病室三十间，内外科医士、助手十几人，护理人员七八人。
普济医院在日俄战争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与朝鲜控制权，在中国东北境内发动帝国主义战争，战场设于中国领土，中国百姓蒙受巨大灾难。日俄军队在我国东北地区肆意焚毁村庄、屠杀平民、强占民房、毁坏农田，造成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城市基础设施和民居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当战事进入营口地区以后，更是给营口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火波及数百个村屯和数万民众，死伤数百人。
当时营口战事的情况传到上海，上海公推士绅沈仲礼等与英、美、德、法等国驻上海总领事协商创立“万国红十字会”，并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下设营口分会，普济医院为分会总院。推举该院院长白兰德为分会主任，英国传教士魏伯诗德为分会外籍董事，参加救护工作的还有营口海关医生达利等人。其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筹集了各地商民募捐款白银20万两，清政府也拨款10万两白银，运寄营口分会发放。白兰德院长与驻营口地区的俄国领事和民政官员联系，并获招商轮船局、中国电报局支持，允将红十字会运送难民与通信电费“概从豁免，作为资助”。随后在沈阳、辽阳、新民、开原等地成立红十字分会各医院，所需药品、物资皆取自营口。
由于辽宁其他地区成立了红十字医院进行救护，营口的普济医院收治的受伤人员并不是太多，实际上起到的是作为其他红十字医院的分拨中心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与十年前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红十字救护不同的是，这次红十字救护只限于救助受伤的中国民众。1906年3月，营口红十字会停止救护活动，其间共医治2.6万人，包含战地平民、伤员。其中收治战场伤员三十余人，救护出险、资遣回籍者2万余人。
菲利普斯（中文名费维德）继白兰德之后担任普济医院院长，由于医术精湛，他在营口当地非常受欢迎，人称“费大夫”。1912年，营口海关医生达利回国后，由菲利普斯接任营口海关医生。1919年菲利普斯回国，后被盛情邀请，于1921年再次返回营口，继续担任普济医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营口。为反抗日本侵略者滥杀无辜的法西斯统治，解决军需物资不足，1932年9月，辽南义勇军首领张海天（老北风）派人在营口绑架了菲利普斯院长的女儿保蕾等三名英国侨民，并向占领营口的日伪当局提出以人质换军火的要求。用英国侨民要挟日伪当局，获取抗日急需的武器弹药，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保蕾被绑架事件”。《盛京时报》《光耀伦敦》等媒体对此事持续报道，舆论大哗，日伪当局极为被动，请人调停，最后事件得以解决。保蕾获释后著有回忆录《我的土匪主人》，记录了被绑架的这段经历。
九一八事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的局势动乱不安，外籍侨民逐渐离开营口，普济医院开始由中国人管理。1944年，台安县人吕诤接任普济医院院长，他也是最后一任院长。吕诤接任院长之后，经历了普济医院最艰难的时期。作为一名营口西医的坚定守护者，吕诤在政局动荡、经费奇缺、药品极度匮乏的困境下，凭借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带领医护人员坚持诊疗，尽心竭力为患者服务，抢救危重病人，并为新中国培养了早期的医护人才。
1948年2月，营口第三次解放。4月，营口市民主政府接管普济医院，将人员、设施、药品全部并入民主政府诊所。营口市民主政府诊所是政府设立的公立基层医疗机构，承担着全市的诊疗、防疫以及军属、贫民免费医疗。营口市民主政府诊所仍设在原普济医院旧址。普济医院被人民政府接管后，吕诤先生仍然继续从事医务工作，并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后来担任了营口市民盟负责人，并入选营口市名人馆，作为医疗界的代表被永久纪念。
薪火赓续 医脉传承
营口市立医院成立于1950年1月，并正式开诊，医院设在今营口卷烟厂北、深港购物中心路西的原日本人开办的满铁医院旧址。医院设立后，市政府诊所的人员、技术与业务整体并入了营口市立医院，成为今天的营口市中心医院的前身之一。当时的营口市立医院规模并不大，只有病床30张，医务人员40余人。此后不久，医院的卫生技术力量不断增强，医院规模不断扩大，陆续在营口市内开设了3个诊所和一个分院。为了改善营口市的医疗状况，提高居民的就医条件，1958年，医院新建2974平方米的门诊大楼。1964年12月，营口市立医院更名为营口市人民医院，1983年改称营口市第一医院，1990年改称营口市中心医院。1996年，营口市中心医院晋升为三级甲等医院。2007年，与营口市第二人民医院合并，并迁入金牛山大街西13号新院址。2025年4月13日，启用位于营口万达广场路西的北院区。
老一辈营口人念念不忘、一直流传至今的“刘一刀”刘次珊医生就是营口市中心医院的第一任外科主任，他尤以外科手术水平见长，远近闻名，被人们誉称为“刘一刀”。1946年初，刘次珊医生与王化南等参加了沙岭战役的救护工作，救治东北民主联军伤员，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营口市立医院成立后，刘次珊医生毅然放弃自家开设的医院，加入了公立医院。
百余年来，辽河潮涌不息，医者仁心永续。那些跨越国界的救助、战火中的坚守、乱世里的担当、和平年代的传承，共同铸就了营口近代西医的辉煌历史。这段往事，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医疗记忆，更是东北近代化、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起步与发展的生动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