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涛
买书三十余年，淘的、赠的、脑子一热搬回家的，林林总总，去芜存菁者少，不知不觉竟砌出近千册的规模。这些书随我辗转迁徙，搬过两次家，都是一场浩大的“知识迁移工程”。别的家具电器可以整体搬运，唯有书，须得一册册整理好放入适宜的纸箱中，密密实实封好，生怕污损折角。况且书这东西，是密度极大的物件，小小一箱，搬动时硬是能让人手臂发酸、腰背齐齐告急。整理与搬移的苦累，非亲历者不能体会。
可这苦役之中，偏又藏着说不尽的乐趣。
前些年居室狭小，许多书只能横七竖八地摞在一起，塞在角落，要想找某一本书，宛如大海捞针，绝对是体力活。某次大整理，我竟从最底层的“书山”里扒拉出好几本连塑封都未拆的新书——《金瓶梅》上下册、《易中天中华史》等。看着它们完好如初的封膜，我不禁哑然失笑。想来当初购入时，定是怀着一种近乎地下工作者的心态，悄悄付款，匆匆携归，趁家人不注意，闪电般塞入书堆最深处，生怕被发觉。哪知藏得太好，久了连自己都忘了，它们就这样带着一身的秘密，沉睡了若干时日。塑封未启，故事静默，倒成了书房里最别致的“出土文物”。
还有一类书，曾朝夕相对，摩挲把玩良久，反复阅读，满纸都是旧日指痕。后来在岁月的更迭中渐被新宠掩埋，这次重新发掘出来，拂去灰尘，真如故友重逢，一时竟有“小别胜新婚”的欣喜。赶紧将它们择优列入书架最趁手的一层，集中安放，以便随时重温旧梦。
书与人一样，相处久了便生出故事，有悲也有喜。先说一桩“悲剧”。刚毕业那几年，手头正紧，却迷金庸迷得昏天黑地。那时常去一家兼营批发杂志的私人书店，一套《金庸全集》被我死死相中，去了几次，犹疑再三。囊中羞涩终究敌不过心头炽热，店主大约早看穿了我的渴慕，一直绷着价。后来在我软磨硬泡之下，答应五折成交。那仍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差不多抵得上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我诚惶诚恐地捧回家，先藏在卧房深处，免得长辈撞见，定要唠叨一番。待到夜深人静，才小心翼翼启封，用手掌反复轻抚封面，凑近鼻尖去嗅那书香——然而，气味隐隐有些刺鼻。心头掠过一丝阴影。隔几日细读，越发觉得不妙：内文竟有不少错别字，纸张也泛黑发暗，字迹时有模糊，而看了若干遍的封面此时才发现颜色发灰无光泽。而版权页虽印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字样，却全无大社的挺拔气质。那时网络未兴，无从查证，想去找店家理论，自己却先怯了几分。最终只能花钱买下这个教训。那套《金庸全集》至今还立在书橱一角，像一个沉默的证人，提醒我书途之上，亦有陷阱。
喜剧自然也是有的。市府路上有家逼仄的二手书店，我的“镇家之宝”——一套中华书局经典版的《资治通鉴》，便是在那里遇上的。品相完好，纸张柔黄，价格比网上便宜许多。老板说店里就剩这一套，以后恐怕再难寻得此版。我强忍心头狂喜，若无其事地付了钱，出门后才敢一个人笑出声来，颇有几分“捡漏”的窃喜。那一路，觉得连天空都似乎明亮了几分。
更有一些书，因有作者的亲笔签名，成了我私人的珍秘收藏，仿佛书页间夹着一段与作者的对话。最有趣的一次，是在大连出差。闲翻《大连晚报》，忽见家乡营口籍作家薛涛老师要来大连市新华书店签售的消息，正值“六一”前夕。我当即决定延长出差时日，巴巴地等到那天下午，径直赶往书店。在入口处买了五六本他的书，排在队伍里。轮到我时，他认出我来，有些意外，笑着说要送我几本。我摇头道：您难得来，我正好给您捧场。那几册签名本，如今静静立在架上，每瞥见，总想起那个满心期待的下午。后来，敬一丹、马伯庸、大冰等人先后来营口，我都专程跑去，一一收获了他们现场签下的名字。这些书因作者签名而增加了温度，算是我满架故纸里的“人情档案”。
当然，书多了也不尽是欢喜。有些书，只是当时兴起，读时酣畅，过后便了了，时日一久，便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它们空占着一格书架，蒙上厚厚灰尘，每次目光扫过，总让我在“断舍离”的念头里反复徘徊。扔掉吧，怕哪一日念旧忽然想起；留着吧，又明知不会再翻开。这辗转反侧的纠结，大约也是爱书人的通病。
对于我来说，这搬书的腰酸吃力，翻找的意外惊喜，上当的懊恼，捡漏的窃喜，签名的暖意，断舍离的黏稠……无数般滋味，都沉沉地叠在书架上，化为与书之间的故事。若你再问我搬书之苦，我依然会皱着眉头诉一诉苦，但眼里，大抵是藏不住笑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