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海
公元1875年（清光绪元年）7月15日，这是营口近代史上极其普通的一天。盛夏的烈日烧灼着辽河岸边辛勤劳作的人们，河面上依旧是桅杆如林，帆影穿梭。午后三时左右，从东边绥定门风尘仆仆来了一辆驴车，车里坐着一个魁梧的青年。驴车穿过城门，并不停留，一路向西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西大街一个名叫宝盛店的旅馆住了下来。
这个青年的身份极为特殊，他既不是来做生意的商人，也不是来旅行的游客，而是受日本海军省派遣在中国执行情报搜集任务的军事间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特务”。这名日本间谍的名字叫曾根俊虎，1847年出生于日本米泽藩镇（今日本山形县南）。他的父亲曾根敬一郎是一位以研究和传播中国儒学为职业的学者，在日本称作“儒者”。但日本的儒学是经过本土改造过的，将中国儒学的忠孝伦理与日本的神教道、武士道相结合，将孔子的“仁”改为“忠”，突出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因此，曾根敬一郎在1868年爆发的明治政府与德川幕府的战斗中，为维护传统的幕府体制而战死。幕府时代结束后，24岁的曾根俊虎加入了明治政府的海军，被授予少尉军衔，开始了针对中国的军事情报搜集工作。由于他特殊的家庭出身，具有汉学修养和武士道精神的双重加持，使他成为对华情报工作的骨干。
1874年，曾根俊虎首次被派遣来到中国，他的任务是在上海筹措日本出兵台湾所需的物资和情报。第二年即1875年，28岁的曾根俊虎再次来到中国，这次的任务是在中国北方（包括东北）收集相关情报。他的落脚点是天津，他详细侦查了天津城内外及大沽口炮台等处的军营、兵力及武器配备等情况，绘制了19幅地图。于7月4日乘坐马车（实则是两头毛驴拉的车）驶离天津，“从这里出发。穿越山海关长城，达到牛庄。此行之主要目的是想探视辽东马贼所割据之地。”（《曾根俊虎：《北中国行记》，第34页，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一路上，曾根俊虎自称是游山玩水的“书生”，但他的关注点却是那些极为敏感的军事设施，沿途每一处军营、每一座城池，甚至每一个烽火台，他都仔细记录，详细到每处驻军的人数，有多少人使用火枪，多少人使用弓箭。他风餐露宿走了10天，在7月14日来到了他此行的目的地“牛庄”。他心目中的东北开埠口岸牛庄，一定是“舳舻云集，日以千计”的大码头，但眼前的景象令他大感意外。“讯问道台署及外国领事所在地，回答说这些都在营子。营子离此地九十里。起初我辈以为牛庄是开港之地，所以雇了驴车远道而来，现在到此才知道领事馆等不在此地而在营子。”（《曾根俊虎：《北中国行记》，第63页，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由于营口以牛庄名义开港，所以很多人都把牛庄城和牛庄港（营口）搞混淆，连曾根俊虎这个专业间谍也走错了地方。在牛庄住了一晚，次日拂晓他又匆匆上路，直奔营口。在大高坎午休吃饭，下午到达营口。
第二天凌晨下了一阵小雨，暑气渐消。雨停后，曾根俊虎拿着天津英国领事的书信来到英国驻牛庄领事馆，打听所谓“马贼”的情况。下午，曾根俊虎到道台衙门拜访山海关兵备道景福办理去盛京（沈阳市）的通行证。景福，满洲镶蓝旗人，曾根俊虎来营口时，景福也是刚刚到任不久。对于日本人的到访，景福虽然不清楚对方真实身份，但还是保持了高度警惕和戒备，他称病不见，委托同知（道台的副手）奎瑞接待。奎瑞面对这位不速之客也同样表现出小心谨慎，他试探着问对方：“有何公事来此？”狡猾的曾根俊虎回答道：“一介书生，喜好漫游，拜山东孔庙，到天津游山海关，然来此地，别无公事。”奎瑞同意第二天给他签发通行证。
7月17日，曾根俊虎嫌中国旅店卫生条件差，搬到了英国商人库莱阿特家暂住。这一天，他对营口城内做了考察（确切说是刺探），手绘了一幅营口市街图，他自称为“略图”，这也成为营口现存最早的城市地图。该图虽然没有经过严格的测绘，比例上也不算准确，但作为军事示意图，该图还是真实地反映出当时营口的城市状况，其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图的绘制特点是东详西略、北详南略，这也跟当时营口城市布局特点相一致。北部辽河沿岸商铺和中外建筑比较集中，因此画得详细，南部人烟稀少，故大量留白，只大略画出了土圩子的走向，城门也没有画全。下面让我们仿照《清明上河图》的观看次序，由右向左（即地理上的由东向西）逐次解读该图的历史信息。
先看图1，该图的右上角画着两座城门，城外用汉字标注：“盛京路上。此处降雨或潮水来时尽是水。”曾根俊虎并没有在地图上注明各城门的名称，但从位置上可以判断出这两座城门分别是绥定门和履和门。值得注意的是，地图上只有这两座城门画有完整的城门楼，而图中其他几处城门则只画成简陋的栅栏门，不知道是绘图详略所致还是当时营口土圩子草创之初形制的确如此？
进入绥定门，是一片低矮平房，图上标注“土人市街”，即营口当地人居住区。西侧出现几处西洋建筑标识，北边的两处分别标注“英国领事”和“外国人”，按现在地理位置判断，是在今辽河广场北侧附近。在其南侧也标注为“英国领事”，并且在旁边写有一行字：“右庙当时英国领事借住”，由此可知，此处应是英国领事馆最早的借住地——三义庙，位置在今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后院。关于英国领事馆新馆的具体建设时间，目前史料没有记载，从该图反映的信息分析，这时新馆应是刚设立不久，所以图上把原馆址三义庙也标注为英国领事馆，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英国领事馆馆址问题提供了帮助。“外国人”图标西邻画着几栋平房并插着旗帜，应是衙署的标记，文字标注为“支那运上所”，所谓运上所是日文海关的意思，这里正是1865年建成的山海新关，俗称“东海关”（今营口国际酒店院内）。从图上来看，当时还未建成楼房，目前所存的二层洋楼是1922年建成。三义庙东南是一片“外国人墓所”，即今营口市第一中学南侧。再往南临近土圩子则是空白区域，“此地无人户，多为卑湿之地。”也就是现在的华联大饭店至五大门小区一带。土圩子在此处向南开一门，也就是丰济门。丰济门外道路两侧各有“烧瓦处”，即烧制砖瓦的窑场，位置应该是今邮电大厦和万达广场一带。曾根俊虎在这里对于土圩子有一段描述：“此堤高六尺余，中间厚五尺余，外有小沟，满潮时深三尺至七尺。”说明当时的城墙高约2米，宽约1.7米，外有护城壕。以往史料中对于营口土圩子城墙的具体数据没有详细记载，这段文字就显得弥足珍贵。
图2的构图比较简单，北侧的辽河河面上画有点点白帆，表示繁忙的辽河航运。河岸从东向西逐渐由西洋建筑过渡为平房建筑，分别标注为“外国人”“英商聚集地”“土人市街”，表示越往西外国人越少，图的最西端也就是当时的东大街处注有一段文字：“从此开始当地人之家屋栉比。”南部则是一片空白，“此地人户太稀，土地沮洳且不平整。”土圩子在此向南开一门，即通惠门，不过此时通惠门一带还比较荒凉。图中所注“土地不平整”的地带，就是营口著名的“洼坑甸”，到了民国时期，各地走江湖、打把势的艺人汇聚在此，成为了一处热闹场所，被誉为“关外天桥”，当然则是后话了。
图3北侧的街道两侧房屋十分密集，其中最显眼的是一处寺庙图案，标为“关庙”，也就是老爷阁。老爷阁以西就是当时营口的商业贸易区——西大街。曾根俊虎在这里写了一句颇具感情色彩的文字：“此边两岸市街大美”。在西大街道南，有两处衙署，标注为“道台衙门”和“镇台衙门”。道台衙门就是曾根俊虎去办理签证的奉锦山海关兵备道衙门，镇台衙门是指设立于同治五年十一月（1867年1月）的海防同知厅，职责是专司“海疆治安”，因此被称作“镇台”。南部依然是一片空白，可见当时营口人几乎都集中在辽河沿岸居住。土圩子在这里一东一西开了两座门，分别是启文门和扬武门。作为专业军事间谍，曾根俊虎当然不会忘记刺探军事情况，此时以乔干臣为管带的营口练军营尚未组建，只有1866年从金、复、海、盖四县旗人抽调的500老弱残兵成立的“洋枪队”（这支队伍于1880年被淘汰裁撤）。虽然这个“洋枪队”战斗力不值一提，但毕竟是当时营口主要的防卫力量，曾根俊虎还是很认真地写上了“兵营兵卒五百，距离居留地五里”。图3的最西端是“天后庙”，也就是天后行宫，俗称西大庙，地图画到这里就戛然而止。土圩子西部的三个门——阜有门、秩成门、德胜门在图上没有显示，也许是因为营口大炮台（西炮台）这时还未修建，西部既无军事设施也无居住人口，故而省略。
曾根俊虎画完“略图”，完成了在营口的侦查任务，于7月18日重新雇了一辆马车，启程去盛京。10天后，他返回营口，打算去道台衙门办理签证去大孤山（那里是清军与马贼激烈交战的主战场），但老于世故的景福依然是称病不见，由同知奎瑞接待，经过两天多的交涉，道台衙门终以中日两国条约中“不许两国人民互到有贼之地方”为由予以婉拒。大失所望的曾根俊虎只好作罢，订了8月5日的船票去烟台。临走时他还不忘其间谍使命，“窥探了兵营。”（《曾根俊虎：《北中国行记》，第96页，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曾根俊虎在日本是一个所谓的“兴亚家”，也就是以振兴亚洲为己任的活跃分子，他33岁创立了“兴亚会”，自任干事长，他认为，要振兴亚洲，必须跟中国相互信任，和睦相处。为此，他还希望日本政府任命他为驻中国的外交官，但他的这些想法与日本政府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相左，自然不会被采用。1891年，郁郁不得志的曾根俊虎自愿退出军职，结束了长达20年的间谍生涯。4年后，甲午战争的战火蔓延到辽南。1895年3月6日，日本侵略军拿着当年曾根俊虎亲手绘制的这幅“略图”，分别从绥定门和丰济门攻进营口市区，一向鼓吹“要与清国亲密交际”（曾根俊虎：《奉总理大臣伊藤博文阁下书》）的曾根俊虎不知此刻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