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到十一岁的那段时间，我着了魔似的和火锅“杠”上了。如今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那年冬天，异常寒冷，三大伯家是我们一家人常去的地方。三大伯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他家总是暖融融的。春节的时候，更是终日宾客盈门，满屋飘着酸菜火锅的香气。
父亲比我们去得都勤，他总在那里打牌、喝酒。因为三大伯家客人多，母亲就常去帮忙，洗菜、端碗、添柴火，却总在开饭前忽然起身——不是“猪还没喂”，就是“门忘锁了”，然后攥紧我的手匆匆离去。
那天，铜火锅里酸菜与五花肉正咕嘟着，香味钻进我的鼻孔，深入胃肠。我忍不住小声哀求：“妈，我不上桌，等他们吃完，我用锅底拌饭行不行？”
母亲的脚轻轻碰了碰我，眼中有细碎的光闪动，她语气坚决地说：“走！”不顾别人的挽留，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走出门。北风刮过空旷的村路，我甩开母亲的手，远远地跟在她的身后，心里满是委屈和不舍，我盯着棉鞋尖踢起的雪，心里越来越冷，觉得世上最远的距离就是三大伯家到我家那三百米。
那年我九岁，最大的梦想就是吃一碗泡着火锅汤汁的米饭。我想，我家要是能有个铜火锅就好了！
一个雪后初晴的早晨，我去前红村玩耍，发现新开的汽酒厂正以九分钱的高价回收酒瓶——比收破烂儿的多出七分钱。想起三大伯家院角堆成小山的酒瓶，我的心突然怦怦乱跳。
借来邻居家的推车，我收遍了亲戚、邻居的空酒瓶。当我把车拉到汽酒厂时，管事的叔叔笑着摸了摸我的头：“小子，真有生意头脑！”五块六毛钱——那是我第一次有这么多钱。
我飞奔回家把钱塞给母亲：“妈，我要吃火锅！”她怔了怔，眼睛眯成一条缝：“铜火锅要六七十块钱呢，妈先给你存着。”接着，她又严肃地补了一句，“以后不许再去亲戚、邻居家要酒瓶子卖了。”
父亲蹲在门槛上卷烟，火柴划了三次才点燃。
十一岁那年暑假，我把木箱子糊上白纸，垫上家里的旧棉被。哥哥用红纸剪出“冰棍”二字，我推着父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揣着母亲给的五块钱本金，开始走村串巷卖冰棍。“白糖、小豆冰棍——”吆喝声从羞怯到嘹亮，穿过玉米地和高粱地，缓缓地在村街上流淌，承载着我心中的念想。
每天中午，我都会赶到镇上的饭店，当厨师的父亲系着白围裙在灶前忙碌。食客们见了我就笑，有时，他们会多给我塞几毛钱；有时，饭店老板会把我卖剩下的冰棍都买下来，给每桌客人送几根。
我奔跑了一天，夕阳下数钱时，纸币上都浸着汗水的咸味和我心里的甜。那个夏天，我赚了六十三块八毛钱，照例是交给母亲保管。
冬至那天，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县城。百货大楼的柜台里，铜火锅泛着金光。爸爸把六十七块钱递给售货员，售货员上下打量着我们父子俩，目光惊诧。那年头，多少人家全年都攒不下这么多钱，能用这么多钱买一个铜火锅的人家就更少了。
那晚，铜火锅在我家第一次沸腾起来，父母不断地往我碗里夹肉，让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也终于懂了母亲当年为什么执意拉我离开——她是为我们守护体面。
后来，每次家里吃火锅，母亲提起往事总会津津乐道。
再后来，我吃过各式各样的火锅，什么清鲜的粤式、麻辣的川式等等，都比不上那年铜火锅里沸腾的滋味。原来最香的从来不是食物本身，而是苦日子里彼此护持的温情，是清贫中用自己双手挣来的尊严。
一度和当年怀揣火锅梦想的那个孩子越走越远的我，直到经历了挫折与失败后，才重新认识了生活。最初那份纯真的渴望，慢慢又回来了。
至今，那个已经生了铜锈、有了岁月包浆的铜火锅还摆在我家厨房最醒目的地方，那是它在我心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