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波
编者按
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1997年3月12日），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荷花淀派”代表作家之一，“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创立者，被誉为大运河之子、神童作家。刘绍棠九十诞辰来临之际，本报特邀营口籍著名作家、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会长、《刘绍棠传》作者郑恩波先生，为读者介绍他眼中的刘绍棠与乡土文学。
生活在北京，在中外文学堆里摸爬滚打了六十多年的我，真正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心心相印，对我一生的文学事业有重要影响的中国作家，只有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领军者刘绍棠。
我第一次听到刘绍棠这个闪光的名字，是1952年我读完初小升入高小的时候。那一年元旦，《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小说《红花》，作者是刘绍棠，正文前面的按语中介绍作者的年龄只有十六岁。我因为自初小三年级就开始参加文艺演出活动，又经常阅读《好孩子》《新农村》等杂志，识字比较多，所以比较顺利地读完了这篇《红花》，从那时起，我心里就开始琢磨：《红花》的作者年龄那么小就能发表文章，这事我也能做到。于是，我用大白纸裁订成一个三十二开的本子，开始写日记练笔。为了向老师和同学显摆自己的小聪明，我特意买了红、蓝、绿三种颜色的淀片，泡成三瓶钢笔水，每写五行字变换一种颜色。每记述一件事，写一个人或场面时，我就会想起“刘绍棠”这个名字。
我读初中时，学校给每个班级都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和一份《中国青年》杂志，那上面经常刊登刘绍棠的作品，这样，我与刘绍棠这个非凡的名字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其中，《中国青年报》文艺版上刊登的刘绍棠的短篇小说《初春夜》，我一口气读完，被作者描写的真情深深地感动了，午休时，我还高声给同学朗读了一遍。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是能看看刘绍棠本人该有多好！
没过多久，这一美好的愿望实现了。1956年3月15日，第一次全国青创会在北京召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新闻简报”有一期专门介绍了三个优秀青年作家：二十岁的刘绍棠、二十九岁的李希凡、三十二岁的魏巍。这三个作家的事迹和成就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我立志今后要么从事创作，成为辽南小刘绍棠；要么从事文艺评论，成为李希凡那样的评论家。我的志愿得到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王振宏先生的肯定和鼓励。不久后，我到沈阳接受飞行员体检，每个体检人员有五元钱补助费。这五元钱我没去买麻花、五香花生米解馋，而是买了我梦寐以求的两本书：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和刘绍棠的《夏天》。这本《夏天》是我今生买的第一本刘绍棠的书，至今跟在我身边已几十年，这本书对我的写作赋予了丰富的营养。我后来任《人民日报》记者，以“红山鹰”笔名发表的阿尔巴尼亚通讯，无论是文章标题的选定、行文的遣词造句、层次结构的设计，还是整篇文章的气势神韵，都是受《夏天》这本书的影响。
1979年1月，绍棠回到北京。我多年来一直想拜见他的愿望，霎时变得更加强烈起来。这一年麦收时节的一天上午，我从当时居住的京郊北楼梓庄赶到了刘绍棠的家里。绍棠膀阔腰圆，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善于言谈，他的坦率和真诚很快征服了我。末了，绍棠拿出一个小记事本，说：“老郑，咱们都是‘北大的人’，今后我们要以学长、学弟相称，多多联系”，然后记下我的名字和通讯地址。之后，因为单位领导派我去南斯拉夫进修学习，所以我与绍棠在此次见面之后一度中断了联系。
时间飞快地到了1982年10月，我的进修时间已满，正在做回国准备。一天下午两点钟，我突然接到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文化参赞何子立同志从贝尔格莱德打来的电话：要我到贝尔格莱德国际机场接来南斯拉夫访问的由马识途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代表团下飞机后直接到诺维萨德（我在此地进修），在这里活动两天，请我担任翻译，代表团的成员中还有大名鼎鼎的神童作家刘绍棠……当时我正准备回国，时间很紧，本想谢绝大使馆的请求，但一听说自己一直崇拜的刘绍棠来南斯拉夫访问，乐得我什么都不顾了……
老早就听说绍棠有惊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力，此话确实不假，我和绍棠第一次见面的事，已经过去了三年多，可他还记得，在机场他和我一见面，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恩波，千载难逢，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您！”我激动地说：“真是三生有幸！”我们分外高兴，上车后相互紧握的手才松开。根据他和马识途团长的提问，我打开了话匣子，大讲起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文学成就和一些奇闻怪事、民俗风尚，他们听得很入神，我也感到很惬意。我觉得他们对我的翻译挺满意，特别是绍棠，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我，我心里美滋滋的，感觉这是我在南斯拉夫生活的两年里最幸福的一天。
当时，中苏关系尚未解冻，回国路过苏联的中国公民要接受严格的检查，而国家级的代表团可以免检。因此，绍棠离开“诺市”之前，我冒昧地问他能否帮我把我两年来收到的国内亲朋好友的信件给带回国内？绍棠是个大名人，我想这事他不一定能答应。没想到他拍着我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小事一桩，没问题！”我很感谢绍棠，是他给我除去了堵在心里已久的大疙瘩。
两周后，我回国到他家取回那些保存完好的信件，并同他的夫人曾彩美大姐进行了一次采访式的谈话。一个月后，《中国妇女》发表了我写绍棠的第一篇文章《坚如磐石，韧如蒲苇——刘绍棠与曾彩美的爱情生活》。又过了一个多月，绍棠给我寄来了他的第一本杂感散论集《乡土与创作》，由此我们共同拉开了我的刘绍棠研究和我们非同寻常的友谊史的序幕。
自1982年底从南斯拉夫进修归来后到1991年的十年里，我写了二十余篇介绍、评论刘绍棠及其作品的文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我编辑出版了《大运河之子刘绍棠》一书，著名书法家刘炳森题签书名，著名红学家李希凡作序。从此，刘绍棠又有了一个更响亮的代号——大运河之子。《大运河之子刘绍棠》出版两个月，我就收到全国二百多个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他们一方面鼓励我，一方面又建议我一鼓作气写一本《刘绍棠传》。绍棠知道了这一情况后非常冷静，他理解广大读者和我的愿望，表示同意，同时对我提出要求：要以朴素、本色、简洁的文字写出他的几个特征，要写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农家子弟和文坛老农。于是，从1993年3月到10月，我便每周两天吃住在通州区档案馆，在“刘绍棠文库”里阅读了关于刘绍棠的全部资料和约一万封书信，整理出约二十万字的摘录。
之后，我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如下采访：石家庄绍棠十五岁当河北省文联编辑时与他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小南屋”的伙伴张响涛、盖祝国、苑纪久，及《荷花淀》杂志的三位主编郝建奇、赵新、郭湛芳；绍棠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著名老作家康濯；绍棠青年时代的文友从维熙、邓友梅；绍棠在北京二中读书时的班主任老师王兆榛；绍棠在潞河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张世玺、潞河中学校长杨乃银；绍棠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薛鸿时、张玲；儒林村绍棠的乡亲宋凤成、唐静如、武秀兰等一批重要人士。
1993年除夕夜，我今生文学事业最重要、最浩大的工程《刘绍棠传》的写作正式开始。从此，我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刘绍棠传》的写作中。1994年11月7日传记杀青，历时十个月。此书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著名诗人、我敬仰的贺敬之先生题签书名，为1995年7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馆举行的“刘绍棠乡土文学创作展览”和“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献上了一份厚礼。
《刘绍棠传》是我用极大的热情和对文学的感情积累而写成的对一位著名作家的评传。刘绍棠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孙犁创建的“荷花淀文学流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创作了“新中国田园牧歌”式的小说，具有广泛的影响。刘绍棠卓有成效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解放区文学的优秀传统，将“荷花淀文学流派”的清丽、柔媚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以六百多万字的乡土小说创作和一整套完美的乡土文学理论，建立了独具风光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有胆有识地树起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大旗，成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领军者，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本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竭尽全力对刘绍棠这个传奇式人物的人生之路和文学历程做了全面、公正、合理的描述和评介，得到文坛内外的肯定，《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多家媒体都予以很高的评价，我深受鼓舞，并激励着我写好下一部纯学术性专著《刘绍棠的艺术世界》。
《刘绍棠传》的问世，使绍棠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友谊从此进入了更高的层次，他几次信心十足地对我说：“我们共同努力，创作上建立乡土文学流派，学术上建立乡土文学学派。”绍棠的信心和决心让我感到欢欣鼓舞，我积极地回应他：“一定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
绍棠还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待人非常宽厚的大好人。自1979年1月重返文坛发表第一篇短文《让我从21岁开始……》开始，到1993年底为止，绍棠应全国四百五十多家报刊、出版社之约，共写作、发表了八百多篇散论、随笔、杂感，十五年中，平均每周发表一篇短文。他对每家报刊求邀不拒，平等相待，按时完成，很讲信用。我真佩服绍棠的勇气和毅力，特别是在他最后的几年里身体不便的情况下，完成了十部长篇创作的同时，还一个方格一个方格拼出来成百上千篇针砭时弊、立志抒怀，激情澎湃、文采飞扬的美文佳篇，让人们看到了又一个刘绍棠。绍棠的这些面貌迥异，可读性极强的千字文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并不比他的小说小。可以说，绍棠的这些力作佳篇是用生命拼出来的啊！
我从绍棠身上学到的做人、作文必须具有的好作风、好文风，让我一辈子受益无穷。他那生动、形象、洒脱、浮雕性极强、风格独具的语言是我终生学习驾驭语言的样板。我1982年底归国后，心血来潮，一口气写了近二十篇散文，出了一本《来自南斯拉夫的报告》，我送给绍棠一本，他看过之后没有回应。1989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版上发表了《口琴》这篇散文后，绍棠在第一时间里打电话给我，说他把《口琴》从报纸上剪了下来，要我有空到他家里取报。我接到绍棠的这个电话，喜出望外，但也有点担心，绍棠自1988年8月5日患病后左体偏瘫，只能靠右手艰难地写作、吃饭，他是怎么靠一只手剪报的？我几乎每周都到他家，为什么要为一份剪报让我专门跑一趟？这里边有学问。于是，当天下午我就兴冲冲地到了他家里。一进门，他就吃力地站起来，一边从一大摞杂志上面取下整整齐齐的剪好的报纸《口琴》，一边笑呵呵地对我说：“挺好，这篇《口琴》写得不错，写散文就是要语言朴素，表达自然，感情真切。”然后，他引用老舍先生的教导说，写散文千万不要卖弄，不要油腔滑调。
遵照绍棠的指点，我又用心地“抠”了一遍孙犁、冰心、曹靖华、袁鹰、魏巍等一些散文大家的名篇，又反复咀嚼了绍棠的《榆钱饭》《打糊饼》《被放逐到乐园里》，这些我早已烂熟于心的佳作，这次的阅读给我很大启发。于是我重新选择了构思角度，改变了叙事方法，又写了一些类似《口琴》那种风格的新作，为故乡名山“望儿山”开发建立旅游景点写了一本散文集《望儿山·多瑙河·紫禁城》。1993年农历正月初六，《望儿山·多瑙河·紫禁城》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同时召开，大家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中赫赫有名的散文家吕公眉先生的发言说：恩波的散文写得很有感情，写法也很讲究……主持会议的时任盖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兴华提议，从书中精选出十五篇散文，印成一本乡土教材让全盖州市的中、小学生和教师都读一读，从中受到教育，增强写作能力。三个月后，一本《故乡情丝》便印了出来，共计五万册，盖州市中、小学生和语文教师人手一册。这是故乡人民对我的最高奖赏，这是我执笔为文大半辈子经历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件。可是，故乡的父老乡亲哪里知道，这本书中渗透着“神童作家”、我的良师益友刘绍棠的心血！
绍棠对我是完全的信任和特别的看重，我会感念一辈子。绍棠中风后左体偏瘫，行动不便，有些重要文学活动参加不了，于是，他就事先告诉我，让我替他出席。如1996年纪念茅盾诞辰100周年大会，同年召开的全国通俗文学创作研讨会都是我代表他参加的。1989年、1993年两次在白洋淀召开的孙犁文学研讨会，我是既代表自己，又代表绍棠参加的，两次会议我都做了认真发言，代表绍棠宣读了他致孙犁同志和研讨会的贺信。绍棠还让我替他接待友人，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可是，正当我们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踌躇满志的时候，1997年3月12日清晨，在淅淅沥沥的春雨声中，绍棠那颗无比坚强，但经过九年病魔折磨而变得十分虚弱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噩耗传来，我冒着雨，骑上自行车慌里慌张地赶到宣武医院，但为时已晚，我没能见到绍棠的最后一面。我一把抓住彩美大姐的双手，我们互相对望了两三分钟，最后，还是感情脆弱的我失声哭了起来……绍棠过早地离去，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的精神失落了半年多。但我不能从此消沉下去，还要为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而不懈地奋斗。我重新修改、出版了《刘绍棠全传》，与张明同志一起主编、出版了三十万字的《刘绍棠纪念文集》……
绍棠曾多次说过，他的名字能和大运河血肉相连，此生就没有白活。我要说，此生我找到大运河之子刘绍棠这个与我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良师益友，为他的豪迈的乡土文学事业呐喊助威，我感到无比幸福、光荣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