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回故乡，我发现老家的小独院不仅安装了壁挂炉和暖气管道，我还惊喜地看到净水器也悄然安放在厨房里。
一想到飞雪飘零的寒冬，父母再也不用围着烟熏火燎的大铁炉取暖，女儿回姥姥家再也不会蜷缩着喊冷，我的心头禁不住涌起一股暖流。再喝一口清爽的纯净水，悠悠往事随着我的味蕾一起复苏开来。
老家在城关镇，属城中村。从我记事起，村里人的饮水靠的就是饲养室里的一口古井。
饲养室，顾名思义，就是当年用来饲养牲口的地方。记忆中，好像见过有那么几匹马，或者是几头牛在石槽里被喂养过，因为当时年岁过小，加之那段经历过于短暂，我记不太清晰。好像石槽很多时候都是空置的，被村民们堆放杂草，或者成为孩子们嬉戏的乐园。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牲畜和农具都分产到户了，所以供集体劳作的饲养室才闲置了下来。
村里人说的饲养室，其实不单单指饲养牲畜的那几间房子，而是指整个饲养室的院子所在地。那是一个大约六七亩地的四合院，院子西侧中央位置有个五步开外的通道，通往南北朝向的主街道。挨着通道两侧，各坐落着两间饲养室，室内摆放着石槽、农具、柴草等物什。
穿过通道，由西向东走进饲养室，中间是一片开阔的空地，这里曾是村民们纳凉聚会的地方，也是我和小伙伴们的幸福乐园。春秋时节的午后，夏日的晚饭后，或者雪花纷飞的冬天，这片开阔的空地都留下过我们的欢笑。记得暑假时，我和小伙伴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烛光晚会，还曾被父辈们津津乐道了好多年。
空地左边，是两间紧连的饲养室。砖瓦做的主体结构，土坯墙面泛着斑驳的时光印痕，屋顶的瓦片上时常可以看见青苔或摇曳在风中的毛毛草。这两间饲养室的陈设基本和西门口的那四间饲养室相仿。
移步空地右侧，进入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属砖瓦、泥坯与木质混合结构。我印象中，这座四合院既新奇，又神秘。新奇在于它的独特结构与布局造型，神秘在于它的主人。这座四合院的居住者是一户周姓人家，据说祖上做过私塾先生，到了他儿子这一辈，也就是我称呼周伯伯的这一代，依然是县城一所中学的老师。周伯伯一家为人谦和、低调，从未听到四合院里传出过争吵声，甚至喧哗声。以至于多年以后，每遇“温文尔雅”这个词，或者“优良家风代代传承”的宣传标语，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一家。
古井就位于饲养室的东南侧，从开阔空地向前走百米开外就能到达，或者穿过四合院再左拐，就能看到。
听祖母讲，这口古井是解放后挖的，是全村人吃水的唯一来源。后几经修缮，用砖箍了井沿和井壁，还围绕井口盖起了半间砖瓦结构的开放式房子。这样，就能为古井遮风挡雨，保持水质相对清澈。
几十年间，这口古井默默滋养着城关镇八组近百户的村民。井水澄澈甘冽，不盈不竭，而且冬暖夏凉，暑热天喝上一口刚打上来的井水，能从喉咙凉到肚子。
打井水，必须依靠辘轳。辘轳在圆形的井口上方，一端固定在墙壁上，另一端延伸到井口另一侧，供汲水者摇辘。圆柱形的辘轳上缠绕着打水的绳子。
绳子开始是草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上上下下、缠缠绕绕，绳子在井口与石壁摩擦留下了勒痕，听说有些勒痕比大拇指还粗。可能因为草绳断裂过，后来被换成了粗粗的钢丝绳。钢丝绳在辘轳上绕过十几圈，每天都要经过上百遍的解开与缠绕。于是，在辘轳摇转和井绳结缠间，原始的辘轳声，就像一首绵长的歌谣，一遍遍响彻在饲养室里，一声声串联起村民们炊烟袅袅的生活。
祖母年事已高，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忙家务之余每天要打好几次水，我心疼她的辛劳，加上对摇辘轳潇洒动作的羡慕，我曾撺掇弟弟拎着家里的大铁桶来井边打水。
平素只是远远地看着大人们打水，真正站到井边了却有些不寒而栗。光滑的井沿，深不见底的井水，幽幽地泛着寒光。我虚张声势地指挥弟弟站远点，却哆哆嗦嗦老半天才扣上桶环。可是，桶又怎么下到井底呢？在大人们手里逆时针轻松下摇的辘轳变得很不听话，好不容易颤抖着摆正了，却又控制不了它的下行速度。一不小心，它就“脱缰而去”，我大喊一声躲到井舍外，只见辘轳肆无忌惮地自由旋转，听到水桶“叮叮当当”地飞奔下去。
正当我和弟弟惊魂未定之时，村里的叔叔们来打水了。他们一边说着“碎娃咋跑井边来啦？看看多危险”，一边三下五除二就帮我们打上来满满一桶水。我和弟弟满怀感恩之心，小心翼翼地用一根木棍抬着水回家。
横穿饲养室，出西门，再右拐走二十多步就到我家了。路不算很远，但怕辛辛苦苦打来的水洒了，我们走得很慢。弟弟那时尚小，我俩抬着水桶很难保持平衡，尽管走得缓慢，但还是洒了一路的水。到家时，满满一桶水变成了少半桶，我俩湿淋淋的鞋子和裤子则是抬水的“丰厚馈赠”。
后来，在母亲的陪伴下，我曾试过摇辘轳。一圈又一圈摇着手中的辘轳，要将装满水的水桶从十几米深的井底拉上来，拼的不仅是技术和熟练度，更是臂力。有母亲做主力支撑，我双手握紧辘轳，用尽全身的力气沿顺时针方向摇辘轳，水桶缓慢而吃力地一点点上升，我中间歇了很多次，终于看到它颤颤巍巍地上来了。水桶离开井口后，需要一只手把控辘轳，另一只手把水桶提到井沿边，然后解开桶环，整个打水过程才算结束。
我亲历过打水的过程，知道打水既吃力又有难度。而我们村的村民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排队摇辘轳，风雨无阻地坚持了几十年。饲养室里打水挑担的队伍络绎不绝，曾一度成为记忆中的风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城关镇五组、六组、七组安装了自来水，那时的自来水还没有入户，只是在街道两边零散地安装了几个水龙头，为村民们提供免费的生活用水。这对周边村民来说，已是让他们欢呼雀跃的大好事了。
我们八组因为离厂区稍远，没有享受这样的福利，但我们和七组紧邻，于是，他们村路边的水龙头逐渐成了我们村里人吃水的主要来源。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到我们村，个体经济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勤劳而智慧的母亲选择了卖豆芽来贴补家用。
豆芽是用水泡大的。母亲起早贪黑发豆子，一天到晚给一字排开的七八口装满豆芽的大缸轮流换水，卖豆芽回来还要往家里的大瓮挑水，常常忙得连轴转。
那时，我已上初二，弟弟也上了小学五年级，我们放学的第一要务就是抬水，把家里的大瓮装满，然后再写作业。于是，通往七组的四五百米的土路上，留下了我们姐弟俩风雨无阻的身影。
充满希望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母亲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我和弟弟的学业也越来越顺利。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弟弟考上了高中，父亲也退休回家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家里装上了固定电话。电话里，父亲激动地告诉我，村里的自来水入户了，再也不用挑水吃了。暑假回家，我看到母亲拧开水龙头，大方地冲洗着拖把，那一刻，回首往事，我不禁喜极而泣。
我有了安稳的工作，并在异地成家立业。同年，父母翻新了前院的二层小楼，又拆除了中院的泥坯房，建成了崭新的平房，厨卫一应俱全，用水愈发便捷。几年之后，我带着丈夫和女儿回老家时，发现家门口的饲养室变了模样。母亲告诉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便捷的自来水，古井慢慢废弃，被村民填埋了。饲养室里的几间房子也因年久失修被拆除了。
又过了三五年，那方占地六七亩的饲养室，已经划分为几户人家的私人宅基地。二层的小洋楼、精致的小独院，完全取代了饲养室里往昔的风格。从此，那口数十年、养活了近百户人家的古井，那个因古井而聚拢了诸多人气的饲养室，完完全全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