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牧
天还没亮，鸡就叫了。我躺在老屋的木板床上，听着这熟悉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从村东头传到村西头。这声音像有魔力似的，穿过老旧木格窗的缝隙，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绪拽回到那段被鸡鸣声串起来的乡村岁月。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生活的村子还没通电，天一黑，大人小孩就早早上炕睡觉了。夜晚的村子，安静得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偶尔的狗叫声，算是夜里的小插曲，而鸡鸣声则是天亮的前奏。
头遍鸡鸣在寅时响起，那声音像一把锋利的剪刀，“唰”的一下划开了漆黑的夜幕。高亢的叫声先在某家屋檐下响起，接着在低矮的茅草屋之间传开，宣告着新一天的到来。
在那个年代，公鸡就是乡下人的活钟表。头遍鸡鸣披衣起，二遍鸣叫灶火生。各家的公鸡叫声不一样，有的像笛子声一样清脆，有的像敲锣声一样沙哑，有的像割稻子声一样短促，各种叫声，在晨风中久久回荡。
天刚有点儿亮，公鸡就扯着嗓子拼命叫。我最讨厌公鸡的叫声，它总是把我的好梦吵醒，我蒙上头想接着睡，可那叫声却越来越急，不依不饶。这时候，灶间已经传来母亲煮早饭时烧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炊烟夹着一股米粥的香味，钻进房门缝，在房间里弥漫开来。父亲劈柴的哼哧声，姐姐们扫地、搓衣、拎水的沙沙声，邻居牵牛下地的吆喝声，整个村子在鸡鸣声中慢慢苏醒，热闹起来。
我家养了二十多只鸡，领头的那只红冠公鸡最神气。它的羽毛金绿相间，泛着绸缎一样的光泽，每天它一出鸡笼，一定要跳到柴垛或者磨盘上，把脖子伸得直直的，高昂着头，开始“喔喔喔”地叫。它一叫，周围邻居家的公鸡就纷纷回应，此起彼伏的叫声就像在比赛唱歌。母鸡们则迈着小碎步，爪子在土里划出细细的痕迹，“咯咯咯”地轻声叫着讨食吃。
这时候，母亲会从厨房里抓一把稻谷，撒在地上，鸡一下子就围了过来，“咕咕咕”地争着抢着啄食。那只大公鸡一副霸道模样，它会把同伴赶开，独占最好的位置，骄傲得像个土皇帝。
那时候，鸡可是家里的宝贝，鸡蛋更是实打实的金疙瘩。母亲收鸡蛋的时候，篮子里总会垫上稻草，就怕把鸡蛋打碎了。攒满一篮子鸡蛋，母亲就步行五里路去街上卖，用卖鸡蛋的钱换些油盐酱醋回来。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母亲才舍得杀一两只鸡。要是小公鸡，母亲会用菜籽油爆炒，再加上剥好的大蒜头红烧；要是老母鸡，一定会用砂锅炖出黄澄澄的鸡汤。一家七口人分吃一只鸡，母亲总是先让我们解馋，自己就喝点儿剩下的鸡汤。
鸡也是我们小时候的好玩伴，我常常和一群小伙伴追着鸡在房前屋后跑来跑去，把它们吓得扑扇着翅膀到处逃窜。有时候，我们会偷偷抓一把米，看它们抢食的有趣样子，我们在一旁也笑得前仰后合。母亲发现了，就会板着脸，责备我们浪费粮食。
每天傍晚，鸡会自己回窝，排着队，摇摇晃晃地走进鸡笼。鸡笼放在堂屋靠门的侧边，母亲会一只一只地数清楚，看看有没有少。有时候少了一只，她就会着急地到处喊，生怕被黄鼠狼叼走了。找到之后，她会把那只不听话的鸡抱回来，轻轻拍它的脑袋，就像在责备一个调皮的孩子。
双抢季节，人手特别紧张，恨不得稻草把子都当人用。母亲常在鸡叫头遍的时候就背着年幼的我下地。我坐在田埂上独自玩耍，看着天空中渐渐泛起的鱼肚白，听着耳边的鸡鸣、蛙鸣和母亲劳作的声音，幼小的心灵没有一丝恐惧不安，是那样的踏实安稳。
冬天的早晨，鸡鸣声显得格外清脆。寒风呼呼地刮着，雪花纷纷扬扬地飘着，可鸡们还是准时打鸣，就好像在告诉人们：春天总会来的。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发了高烧。半夜里，母亲守在床边，用湿毛巾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擦身子。头遍鸡叫时，她裹着棉袄冲进雪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敲赤脚医生家的门。我在迷迷糊糊中听见鸡鸣声，听见积雪压断枯枝嘎嘣的响声，还有母亲回来时急促的喘息声。那天的鸡鸣，就像母亲焦急的心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我在城市里安了家，没有了鸡鸣声。每天早上，我被闹钟叫醒，那铃声怎么也代替不了温暖的鸡鸣声。
有一次回乡下，看到老屋墙角堆着破旧的鸡笼，鸡笼结满了蜘蛛网。我突然想起那只红冠公鸡。
如今，老屋还在，可鸡舍已空，我再也看不到母亲撒谷唤鸡的身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