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初三下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我父亲神色凝重地来到学校对我说：“书不读了，你妈得了癌症！”那时，十四岁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癌症。癌症晚期的病人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就是灭顶之灾，父亲情急之下只好让我辍学。
母亲的病连治带拖，不见好转，半年后的那个冬天，母亲去世了，丢下了父亲和我们姊妹四人。那时，小妹才六岁。
母亲去世前，我回到学校参加了初中毕业考试并升入高中，但高中路远，要住校，所以我就没再念。一九七七年春天，听说要恢复高考，父亲就去找黄田中学的校长，央求他让我补上高中。都开学很长时间了，校长自是不答应。年底，果然进行了全国统一高考，我被录取到省内的一所中专学校。一九七八年三月，我离开故乡马渡桥竹坞村到外地求学去了。
一九七七年这一年我经历了很多，插秧打稻，放牛砍柴，还当了半个月的民兵，摸了枪，实弹打了靶，跟在知青后面看他们排练演出。当然，我也写东西，写的不知是什么东西，寓言不像寓言，童话不像童话，我也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与界限。我读诗也写诗，读的是贺敬之的《回延安》，还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还有一本没有封皮、不知什么书名的外国诗集，时隔多年重新出版后方知是《海涅诗选》，那里面精美的插图给了我心灵的震撼和无数瑰丽的想象，一行行爱情诗使我年少的心里产生了一些朦胧愉悦的感觉。
马渡桥四周高低起伏着大小不一的丘陵，屏障似的围拢着。205国道从马渡桥穿行而过，是通往黄山的交通要道，给贫瘠封闭的泾县南大门带来了一点热闹和外部世界的信息。
马渡桥有栽桑养蚕的传统，满山遍野栽满了桑树。桑树既能栽种在山岗丘陵，也可以栽种在菜地里，连房前屋后的空隙也都可以见缝插针地栽种。到了春夏，桑叶疯长的时候，蚕宝宝就在竹篾箩筐里食桑叶、吐丝、成蛹、结茧。
小伙伴们攀爬桑树，骑在树干上采摘桑椹吃，桑椹在我们那儿俗称“桑果子”。在那个年代，红的、紫的、酸的、甜的桑椹就是人间的美味了。
大家吃得满手满嘴都乌紫乌紫的，还摇头晃脑地哼哼着，两条腿在树枝下直划拉，快活地打悠悠，边吃还要往口袋里揣，桑椹的汁液被挤压出来，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待到大人或主家来驱赶时，小伙伴们就旋风般从树干上溜下来，连滚带爬地作鸟兽散，四下逃散往桑树丛的深处去了。
桑树皮可制作成麻，做成麻线，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就靠着门框，看着外面的大路，用麻线纳着鞋底，鞋底忒是结实，带着女人对男人的温度，对孩子无尽的挚爱和期望。
离马渡桥不远的一个叫大庄的地方，沿着河溪有个巨大的风车在“吱嘎吱嘎”地转动，这是借助风势转动提水用的。河溪与稻田落差比较大，一般的人力水车够不着，柴油机也够不着，就建了这样一个大型的固定提水灌溉用具，可以提水灌溉周围几百亩田，并长年使用。有人把水车与水碓混为一谈。其实，水车要大得多，是借助风力转动木叶将低处的水舀起来送到高处，用于灌溉农田；水碓则要小得多，是借助水流力量压起木棰，一下一下舂米。
马渡桥有一条半新不旧、弯弯长长的街道，街道铺了一些青石板路面。没有青石板的地方坑坑洼洼，还有水宕，古老的徽式建筑里穿插着一些新的农房，还有猪圈鸡舍的茅草棚。街边，一条水溪潺潺流过，上街头下街头之分应该是根据水势流向来划分的。水溪里有小鱼小虾，还有各种浮游生物，运气好的话你在溪岸的土草堆里能找到一两只乌龟。
马渡桥的早晨是从自然集市开始的，下街头有一家油坊，木榨的撞击声很大，香油、麻油从挤榨的石磨里汩汩流淌出来，香气立马就从下街头飘到上街头，弥漫了一整条街。铁匠铺里炉火正旺，小徒弟“呼哧呼哧”拉着风箱，大徒弟用铁锤锻打着铁器物件，师傅戴着老花镜，夹着火钳不停地翻转着通红的铁件，一会儿伸进火炉里煅烧，一会儿又“吱”一下在水里淬火。打铁人都光着膀子，下身扎着长裤，汗如雨下。
最吃香的当是肉案子，在供销社商店的旮旯里辟出一爿肉档，既凭票定量供应，也有少量肉由屠夫朱老头自主买卖。肉案很高，割肉称肉的朱老头主事，两个儿子给他打下手。在这里我没见过杀猪的过程，但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猪是父子三人天亮前在后院杀的，我只看见朱老头边剁、斩、劈、割、剜、切、称，边与人插科打诨大声说着乡里趣事，爽朗的笑声有些夸张却极富感染力。你不认识他，有时会买不上肉。记得母亲病重的时候，想吃点肉，父亲与朱老头说好了，让我去买。我去了，傻子似的一言不发，指望他会认识我，主动卖肉给我，结果我不说他不语，一两肉都没买到，我回到家被父亲好一顿数落。卖完肉大约是上午九点，朱老头与两个儿子带上土制的猎枪（南方人叫“铳”）去山岗打猎。父子三人鱼贯前行，悄无声息，没有了卖肉时的亢奋激昂。我在上学的路上多次看见他们，回来的时候大约是晌午，他们的枪管上晃晃悠悠挂着野鸡、野兔。我好生羡慕，他们不仅能吃到猪肉，还能吃到山珍野味，那时我对狩猎这一特别的事情和场景产生了羡慕和神秘感。
街头有个玩杂耍的人，上身赤裸，腰间系着一条红布带，面前放了些治跌打损伤的狗皮膏药和药丸。他嘴里说着些不着调的顺口溜，手里拿着一把练功的刀往自己身上使劲扎。只见他吸一口气，将刀尖抵住自己的肚子，钢刀弯了又弯，好似要断，玩杂耍的人一口气憋得脸通红，肚皮却完好无损，引得众人一阵喝彩。
高潮环节过后，玩杂耍的人开始向众人索要费用，或是卖膏药和药丸。这时，不知是谁高声一喊“专政队来了”！吓得玩杂耍的人扭头就跑。待看到并没有“专政队”的人出现时，玩杂耍的人才知被人捉弄了，而这时人们早就作鸟兽散了。
夏天的时候，白天我常跟在知青后面厮混，晚上去看电影。十五岁的我也是知青，不过前面要加上“回乡”两个字。一般人也不把我当知青看，生产队队长对我既吼又吆喝，只有从上海来的，芜湖来的，至少是泾县城里来的，才算知青。生产队队长对他们也吼，只是声调放低了许多。知青们吃派饭，即生产队各家各户轮流供知青吃饭，这时候各家都竭尽所能供上好吃好喝的。
我做农活不行，比如割稻，别人一垄地割到头了，我却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打稻我也不行。打稻分两种，一种是用打稻桶，四个人每人站方桶的一角，将割下来的稻把子攥紧，用力在桶角上摔打，直到稻把子上的稻粒打干净为止。待桶附近的稻把子打完了，四个人再将桶往前拖一截再打，很费力气。
一种是用打稻机，半自动的。我人小，个子矮，站在打稻机上手脚不够长，力气不够用。打稻机要一边用一只脚用力踩着脚踏架，促使滚筒旋转，一边将别人递来的稻把子伸向滚筒，要将稻穗对向滚筒的铁齿，并不停地挪动反转，这样才能脱得干净。脱完了还要将稻草码放整齐，这节奏很快，容不得疏忽。
我最怵插秧了，弯腰撅腚，两条腿在泥田里往后倒退着，就像布袋和尚的《插秧诗》描绘的那样：“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经常腿肚子被蚂蟥叮咬，有时被叮咬得很疼，有时没有知觉，转头一看，腿肚子上挂了好几只，有的已吸饱了血，圆滚滚的，只好用手厌恶地将它一拽，摔出好远。有时不用你拽，它就自行滚落下来，掉到水田里，腿肚子上就留下了血印；有时鲜血直淌，用手撩起水田里的水往腿上浇，一会儿就止血了，但止血后会痒，还会肿起一个包，你再挠，又会流血，但时间不长就能止住了。
插秧需要一只手拿秧，另一只手从中分出秧，插到水田里。按要求弯腰时是不让两只手搭在两个膝盖上的，大人会说你不标准。有时，我实在累了，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搭在了膝盖上，但被大人发现了他们会说你。有时，大人趁我不备将我的两只手从膝盖上一把拽下来或打落下来，这时候难受、厌烦、沮丧的情绪伴随着劳累就在心头弥漫开来。插秧我是拜过师的，当然只是两个人达成的口头协议，一个叫“安宜”的叔叔对我指点多一些，向我示范、讲解；别人也教，只是有口无心罢了。插秧纵横都要成直线，否则秧苗长大以后无法薅草。插秧的技巧是：一排七棵，起首一棵要低一点，落尾第七棵要往上提一点，因为人的身体有弧度，你的视线看上去是插了一条直线，其实已经歪了。有时，直起身看到前后左右都不直，只好将这一部分拔掉重插。我实在无意于做这些农活，因为我父亲给我定的人生目标就是将来当生产队会计，为此我一边自卑失落，一边又憧憬着我的未来。
有个知青叫曹小萍，她父亲是马渡桥粮站站长。她做事肯吃苦，任劳任怨。她比我大几岁，他弟弟是我同学。她很质朴，完全能与农民打成一片，并与一位烈士遗孤，既是本队社员，又是大队民兵的营长订了婚。虽然那位青年连小学都没毕业，但高大帅气。她做事喜欢带着我，休息时也让我坐在她身边，不言语，好像只为调节气氛。因为干农活的农民岁数都比较大，说些玩笑、荤话让她有些不自在。别人数落我，说我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她从不说我，只是笑笑。我坐在她身边，很少言语，但能感觉到空气中的温馨已氤氲着我的身心了。后来，我到外地上学，至今四十多年没有再见到她了。
上海女知青集中住在大庄村，与外界交往不多。那里掩映着一片竹林，很是神秘。我只在马渡桥街上看到过她们，三三两两，说说笑笑，那气质、那神韵自是与众不同。
电影是放映队轮流到各生产大队去放，在中心场院的一个空旷地上，人挤着人，有人早早搬了长凳短椅，占着位子，远处的人只好站着看。柴油机轰隆作响，一道光线射向银幕，使人一激灵，眼睛都睁不开。生产队如果有重要通知，也在电影放映前一并广播。电影一般放映一部，偶尔也有两部，这就是那时孩子们的精神盛宴了。一部电影常常是在各大队之间轮流放映，我们就经常追着看了一场又一场，有时候要跑十几里地，有时候一部电影的经典桥段我们连台词都会背了。我们还喜欢唱里面的主题曲。
到了深秋，民兵训练的通知下来了，我被通知到大队部去报到。民兵训练也很有意思。如果说我后来到外地求学经过刻意训练让自己一生吃了文化饭的话，那么这十五天的民兵训练是我一生绝无仅有的经历，而且还是实打实的带枪演习。我与一个大我几岁的邻居两个人共用一杆半自动步枪，枪放在他家里由他保管，训练是持枪正步走和瞄准演练。
民兵训练早出晚归，自己带米，大队部集体供伙。我们伙食不差，生产队还给记工分。训练虽然辛苦，但更多的是乐趣。参加训练的总共二十来个人，年龄差异不算太大，十五岁的我是最小的，大的差不多有二十三四岁。平时，我们说说笑笑、唱唱跳跳，训练时，我们严肃、紧张。
已是深秋，呵气成霜，冻手冻脚。早晨出操大雾弥漫，队列从头到尾影影绰绰。我待教官走到队伍那头去时，一只手提着枪，另一只手迅速地插进裤兜里暖和一下。打靶时，五发子弹我先打了一发，八环。然后，再打四发，我打了两个六环、两个五环，共三十环，及格。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枪。
民兵训练结束时已经入冬，我回到家开始复习，迎接中考。复习了一个多月，父亲对我寄予了厚望。一起复习的有我的两位邻居，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俩的岁数都比我大，他们以为我的学习成绩好，都围拢到我家，我们边晒太阳边复习，其中那个女生还是与我一同参加民兵训练的“战友”。那时，什么复习资料都没有，只有原来上学的课本，于是就硬“啃”课本。
接着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城参加考试。一个月后，初选成绩出来，我入围了，又进城体检。再过一个月后，有一天傍晚，我从外面回来，还没到家就有人报信，赶快回家，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看到家门口围拢了许多人，父亲的脸上绽放出了笑容，嗓音也比平时高了不少。
冬天过去了，一九七八年的三月，父亲担着一个木箱和一床被褥送我上学，至此，我的人生彻底改变。
世事沧桑，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一九七七年过去了，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想重回马渡桥，不知归来的我是否还是那个懵懂无知、年少轻狂、意气风发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