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宇 魏秀葵 隋春波 崔薇薇 邰澜澜
引言
很多营口人去过沈阳，但没去过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陈列馆，它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珠林路老龙口酒厂附近。狭长院落内，青砖碧瓦，古树参天。记者前往之时，正值朱仲，槐树花开，香气弥漫。参观完毕，经过树下，静谧的空气中忽然掠过一股气流，无数小巧洁白的槐花扑簌簌竞相坠落，形成一阵“槐花雨”。雨点掉落在头上、肩上，似在提醒记者：别忘了讲武堂里的营口故人……
“在我们这儿，说起‘郭希鹏’这个名字，大伙儿或许觉得陌生；但如果提到‘鼎九’这个字号，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营口市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盖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友禄是盖州市暖泉镇方屯村人。2018年，他在网络上搜索盖州老照片时，看到一篇当地抗日将领郭鼎九生平简介的文章，“鼎九”二字吸引了他的目光，“难道郭鼎九就是郭希鹏？”通过细致走访调查，王友禄最终确认了自己的猜测。
王友禄告诉记者，方屯村一带有一座山，当地人称之“十八锅鼎”。传说，古时有人在这座山上埋藏了九鼎、十八锅金子。方屯人祖祖辈辈有一句俗语：“九鼎十八锅，不是前坡就是后坡。”抗日战争时期，侵占该地区的日本鬼子听闻这一传说，专门出动专家上山进行探测，前坡后坡探测个遍，结果如何，不得而知。王友禄小时候听曾祖母讲，民国时期，方屯村上堡子老郭家出过一位师长叫郭鼎九，非常有名望。郭希鹏的故居就在十八锅鼎南坡下的村落里，他的字号“鼎九”，即取自“九鼎十八锅”这一俗语。
热衷历史文化研究的王友禄由此萌生了进一步了解郭希鹏的想法。但由于年代久远，了解其生平的人大多去世，直系后人早已迁离盖州。他只能通过寻访当地郭氏后人及上岁数的老住户等方式，努力还原出这位抗日将领的辉煌过往。
渐露锋芒
郭希鹏（1890—1969），原名锡朋，字寿山，号鼎九，辽宁盖平县东暖泉（今盖州市暖泉镇）方屯村人，兄郭希鲲。父郭恩布是远近闻名的商人，性情敦厚，慷慨好施。时值晚清，内忧外患，百姓生活水深火热。郭恩布常常教育两个儿子：好男儿就要掌握枪杆子保家卫国。郭希鲲成年后，进入锦县警察局，在一次执行公务时殉职。据《盖平县志》记载，“希鲲，历办锦县警务，先公卒；次子希鹏，曾任绥远都统……”
郭希鹏幼读私塾，高小毕业后入盖平县读中学，后听从父亲建议，考入奉天法政学堂，又被送入军事学堂学习骑兵技术，后编入奉军。张作霖重建东北陆军讲武堂后，郭希鹏任第一期学员教官。
据陈列馆中的史料记载，东北陆军讲武堂大体分两个时期。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晚清重臣赵尔巽任盛京将军时创办奉天讲武堂，调训各巡防营的在职军官，只办了一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钦差大臣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将奉天讲武堂改为东三省讲武堂，分陆军和巡防两个班，调训陆军各镇和巡防各营的在职军官。至宣统三年（1911年），因辛亥革命停办。
第二个时期是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时，为整顿军队，培养初、中级军官，于民国八年（1919年）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东北军第一所自办军事学校。1927年，张学良改称其东北陆军讲武堂。至九一八事变前，共办了11期，培养学员1万多人。
讲武堂下设四个区队，分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科，郭希鹏为骑兵科区队长。第一期222名入堂学习的在职军官中，张学良是其中之一。
当了三年教官后，郭希鹏又回到部队任营长。1922年，他取得去日本留学深造的机会，就读日本千叶骑兵学校、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2期。
1925年郭希鹏归国，历任奉军骑兵第八旅二团团长、第五师骑八旅旅长。1926年夏，冯玉祥率国民军与晋军、奉军大战，国民军战败，郭希鹏兼任察西镇守使兼骑兵第十五师师长。同年9月，晋奉大战。1927年秋，奉军占领绥远后，郭希鹏升任绥远都统，将原晋军骑五师改编为奉军第三十军，绥西护路队改编为奉军第三十一军。1928年3月兼任晋北警备司令。年底东北易帜，郭希鹏改任东北军骑兵第一旅旅长，驻军热河。中原大战后，东北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编入国民党军队统一序列旅团番号之内，郭希鹏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骑兵旅第四旅旅长，驻军通辽。
近日，营口市历史学者阎海通过辽宁省政协文史委编辑部副主任张恺新，获得一份郭希鹏的《军官佐履历表》（复印件），上面有其家庭情况简要介绍：1928年，郭希鹏时年38岁，妻子名韩氏，子郭铁成时年3岁。
九一八事变之后，郭希鹏所部随东北军撤入关内。热河失陷和长城抗战失利后，张学良通电下野，东北军进行改编。1933年3月，骑兵第四旅改为骑兵第四师，郭希鹏任师长。1935年，国民政府对军衔进行修订，4月起，陆续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授衔。继1名陆海空军特级上将、8名陆军一级上将、20名陆军二级上将之后，郭希鹏位列89名陆军中将之一。
1935年8月，郭希鹏任骑兵军第三师师长，驻甘肃平凉。
明升暗降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侵占东北地区后，于1932年3月1日扶植起一个傀儡伪政权“满洲国”，又于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妄图建立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以实现其“满蒙计划”，控制绥远，构成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操纵下，“蒙古军政府”于嘉卜寺（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古称）成立，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将化德县改为“额尔德木索雅勒图浩特”（汉名德化市）。同年11月初，日军驻嘉卜寺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古军和大汉奸王英“大汉义军”总兵力1.7万人，在日军数架飞机支援下，分四路企图攻占绥远。
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进行坚决斗争。13日，日伪先头部队与中国守军在红格尔图（今察哈尔附近）发生前哨战。15日，日伪军在飞机、大炮、装甲车掩护下，向守军阵地猛烈进攻，守军奋勇抵抗。晚6时，敌军终被击退。18日，傅作义部毙敌1000余人，取得红格尔图保卫战的胜利。
失败后的日伪军企图固守百灵庙（今包头附近）。24日，傅作义挥师北上，经过激烈战斗，成功收复百灵庙，捣毁了日伪军在绥北的基地。
12月10日，傅作义部继续进攻，收复锡拉木伦庙（今乌兰察布西北附近），毙日军顾问20余人，“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绥远抗战时期，郭希鹏率兵准备进入绥远，协助傅作义的部队抗日。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作家、杨虎城的孙子杨瀚所著《杨虎城大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7日接受中共建议，宣布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在内乱中被瓦解。郭希鹏收到张学良命令，继续在甘肃留守，管控兰州到西安的公路。蒋介石则用明升暗降的方式，让郭希鹏担任没有实权的骑兵第二军副军长。
白手起家
全面抗战爆发后，骑兵第二军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管辖，该军在山西与日军作战中损失惨重。据曾任绥东骑兵司令部少将总参议的李宗颖在《郭希鹏组军抗战纪实》一文中回忆，当时郭希鹏所能指挥的官兵，包括副官李荣春一共不过十几个人。没有实权的空头副军长无法有所作为。郭希鹏决定，自己招兵买马，组织一支抗日军队打击敌人，壮大实力，收复失地。
他派李荣春到山西西北隅的老营堡招兵，那里当时有很多溃败下来的官兵。李荣春去后，很快招募了5000人，整编为3个团。郭希鹏任命许殿双、郭希扬等为团长，进行严格训练。不久他发觉，这些溃兵普遍存在恐日心理，只有先打几次胜仗，才能提高士气。
《郭希鹏组军抗战纪实》中记载，1938年4月，郭希鹏率兵主动出击，消灭了一批日伪军，收复了河曲、偏关两座县城（今山西忻州附近），士气为之大振。5月，进入察哈尔地区，收复了清水河县。6月，收复了雁门关附近的右玉县。7月，在绥远破坏了日军的军用运输铁路。这支由散兵游勇组成的杂牌部队，逐渐成长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
9月，郭希鹏部在绥远大青山，遭遇日军饶安蕲旅团长率领日伪军1万余人进行的“扫荡”，对其以半包围态势发动猛烈攻击。郭希鹏毫无惧色，身先士卒，指挥部队与敌展开白刃战。他们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和近战优势，居高临下，猛冲猛杀，大败敌军，被砍杀和被马蹄践踏的日军尸横遍野，不少伪蒙古兵缴械投降。这场战斗中，郭希鹏部损失也比较大，但缴获了很多战利品，由此又扩编了一个骑兵团、一个机枪营和一个炮兵营。
经此一役，郭希鹏威名大震，加之治军严明，所部纪律良好，深受群众欢迎和拥护。10月，郭希鹏部在达尔罕茂明安部（今包头附近）一带活动时，一些蒙古族的爱国人士纷纷捐献马匹，有的一户捐献几十匹甚至百余匹。
11月，郭希鹏率兵驻守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同月，为奖励郭希鹏在大青山的抗日战绩，重庆军事委员会任命他为绥东骑兵司令，归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
1939年1至2月间，郭希鹏部在内蒙古自治区白塔、卓资山、集宁一带破坏平绥铁路交通并给予日寇重创。6月，在山西大同以东平绥铁路沿线进行游击战。7月，在山西天镇、柴沟堡等处破坏交通、袭击敌人。
日寇唯恐郭希鹏以绥东为游击根据地，构成重大威胁，多次调集兵力进行“扫荡”，结果不仅未能战胜，反遭迎头痛击。恼羞成怒的日军高层发出10万银元悬赏令要买郭希鹏的命，还收买叛徒企图刺杀郭希鹏，均未得逞。
早期接触
中国共产党与傅作义的早期接触，始于民族危机加深之际，主要围绕抗日救亡主题展开，历经从道义支持到军事协作的演进。
作为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傅作义长期驻守绥远、华北等地，对日本侵华野心有直接体会。中共自九一八事变后便提出“共同抗日”的主张，积极争取国民党爱国力量。两者的早期互动，根植于“抵御外侮”的共同诉求。
傅作义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以战止战”。中共则通过《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将傅作义等视为“可争取的中间力量”。
1936年11月24日百灵庙大捷次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称赞傅作义“发起抗战”的行动“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呼吁“全国人民援助绥远抗战”，并提出“组织援绥联军”的倡议。毛泽东、朱德等联名向傅作义发出贺电称，“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消息传来，全国欢腾”，明确表达“愿作后盾”的立场。
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指派地下党员南汉宸（与傅作义旧识）通过间接渠道与其沟通，传递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傅作义虽未公开回应，但对中共的支持表示默许，且在绥远抗战期间，未阻挠当地中共地下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率部在华北战场作战，与八路军产生直接军事协作，接触进一步深化：
9月，周恩来、彭德怀等先后在大同、忻口、太原等地与傅作义多次交谈，使他对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同年秋，中共派南汉宸（时任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负责人）赴傅作义部，双方就“抗日合作”交换意见。傅作义对中共“动员民众、依靠群众”的抗战理念表示认同，允许中共在其辖区内开展抗日宣传（如成立“绥远民众抗日救亡会”），吸纳部分进步青年（包括中共地下党员）加入其部队从事政治工作。
10月，傅作义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负责忻口右翼防御，与八路军一二〇师、一一五师形成配合——八路军在敌后袭扰日军交通线，支援傅作义部正面防御。傅作义对八路军的战术予以肯定，曾对部下说：“八路军的游击战打得好，值得我们学习。”
1938年初，傅作义的北路军总司令部驻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时，毛泽东派曾三、程子华与其会谈合作抗日事宜。随后，傅作义派周北峰去延安谒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其巩固部队。此后，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山西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动员了3700多名青年加入傅作义部队，增强了其战斗力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他借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在部队中设立“政治工作委员会”，强调“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同年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但傅作义仍保持与中共的有限接触。
1939年，傅作义在绥西推行“新政”，包括减租减息、组织农会等，与中共在敌后的政策部分契合。
中共对郭希鹏部的支持也不遗余力。《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历史》第一卷中写道，“1939年4月，傅作义部队的郭希鹏骑二军、王煦坤骑六师、朱子文察哈尔游击军从河套开往绥远敌占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给予积极协助。在日伪军发动‘五月大扫荡’时，八路军与郭希鹏部联合行动，反击日伪军扫荡，八路军绥中部队带领和掩护郭部突围，并为其收留溃散官兵数百人，助其重整旗鼓继续抗日。”
1940年五原战役期间（五原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傅作义部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李井泉部）达成默契：八路军袭扰日军后方交通，牵制其增援部队，为傅作义部收复五原创造条件。这种“敌后配合正面”的协作，虽未形成正式协议，但加深了双方的军事互信。
通过亲身经历，傅作义认识到中共“真心抗日”的立场和“群众路线”的实效，逐渐改变了对中共的偏见。这种认知，为1949年他选择与中共合作，促使北平和平解放埋下关键伏笔。
功勋卓著
1940年初，郭希鹏率兵在察哈尔桑干河一带打游击。此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冬季攻势，傅作义电令其回师绥西。郭希鹏立即率部向西，途经山西、内蒙古多个城、镇、县，边行进边不断捕捉战机，给予日军重创。到达五原后，即率所部对敌发动猛攻。据张新吾所著《傅作义大传》一书介绍，3月23日，傅作义率部收复五原，击毙日军总指挥官水川中将、大桥大佐、桑原中佐等军官300余人，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取得全面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收复失地的首次重大胜利。
同年4月，在陕坝（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举行的庆功会上，傅作义说，五原大捷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是“全民抗战的光辉范例”。据《郭希鹏组军抗战纪实》记载，在总结了天时地利的利用、夜战与奇袭战术结合、军民协同作战等制胜因素后，傅作义对郭希鹏作了很高评价，说他白手起家，建军抗日，给敌人很大打击，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号召全体将士学习郭希鹏坚决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机动灵活的作战本领。
这一讲话内容，被《绥远抗战史料汇编》等地方文献收录，并经多位亲历者转述。时任傅作义部第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的回忆录《戎马春秋》中，记载了郭希鹏在五原战役期间“以寡敌众，坚守乌加河防线三日”的事迹。时任第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在《五原战役亲历记》中提到，郭希鹏所部骑兵在战役中“承担了最危险的敌后穿插任务”“为战役胜利立下首功”，并协助其攻克日军核心据点——平市官钱局（民国初期设立的官方金融机构，负责货币发行与金融管理）。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党史资料记载，傅作义在讲话中特别提到“郭希鹏部骑兵穿插敌后，切断补给线”的贡献。此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中提到，1940年五原战役期间，日军第二十六师团在作战报告中称：“傅作义部骑兵指挥官郭希鹏所部，以机动战术不断袭扰我补给线，导致前线弹药供给迟滞。”可作为间接佐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在《傅作义传》中，引用其1940年3月24日的日记内容，提到郭希鹏“以骑兵突袭扭转战局”的关键作用。
时任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在《傅作义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提到，傅作义曾私下评价郭希鹏是“绥远抗战中最被低估的将领”。1957年，傅作义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说：“郭希鹏同志在绥远抗战中的功绩，不应被历史遗忘。”这一发言内容被收录于《傅作义文集》（1994年版）。
脱离军界
五原战役后，郭希鹏继续追击敌人，向东进入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不久，奉命改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胡宗南电调郭希鹏部到陕西陇县整训。路过西安时，郭希鹏去见胡宗南，胡宗南说：“你在绥察抗战，劳苦功高，我要把绥东骑兵司令部改编为骑兵军，由你负责整训，保卫陕西，不用再到敌后打游击了。”
胡宗南电请重庆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任命郭希鹏为骑兵第三军中将军长，辖第九师、第十师两个骑兵师，一个独立骑兵团。经郭希鹏力保，李荣春为代理骑兵第九师少将师长。其他如副军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第十师师长及两个师的副师长等重要职位，均由胡宗南的嫡系充任。后来不到3个月，李荣春也被撤换。
1943年9月，胡宗南请调郭希鹏为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派嫡系接任骑兵第三军军长职务。就这样，郭希鹏亲手创立的这支抗日军队，被胡宗南整个吃掉。
郭希鹏没了实权，胡宗南还是不放心，1944年，他让郭希鹏到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使之彻底离开部队。
1946年9月，郭希鹏担任胡宗南手下的中将高级参谋，处于半退休状态。
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派郭希鹏到东北行辕当中将高参。郭希鹏拒绝参与内战，1948年以生病为由正式退役，在北平（今北京）居住。
新中国成立后，郭希鹏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在北京开办利华消火泡沫厂任副厂长。公私合营后，辽宁省人民政府于1957年邀请他任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历任辽宁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常委，民革辽宁省委会委员。后任省人委（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直至1967年1月。
故土情深
王友禄撰写的《从盖州走出的抗日名将——郭希鹏将军》一文介绍，当地居民郭书礼的父亲郭希普是郭希鹏堂兄。据郭书礼回忆，1964年，郭希鹏回过一次家乡，乘坐的是盖平县（今盖州市）政府唯一一辆吉普车。待蹚过腰岭东的大清河（当时没有桥），进入暖泉地界时，郭希鹏下了车，告诉随行人员，他不想坐车碾轧家乡的土地，他要与故土亲密接触，用双脚走回家。就这样，郭希鹏从前暖泉村走回方屯村。进村后，郭希鹏受到当时暖泉人民公社领导的热情欢迎。随后，他到自己的故居看了看。此时的老宅早已不是昔日风光显赫的郭家大院。看着祖辈世代居住，自己出生、长大的故居，郭希鹏感慨万千。告别故居，郭希鹏来到堂兄郭希普家叙旧，并在他家吃饭过夜，次日离开家乡。
这一历史情节，得到原暖泉乡党委书记王家鹏的认证。当年，他还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任暖泉人民公社组织委员，“以我当时的身份，根本没机会近距离接触郭师长，只能远远望着。”
可惜，这次离开，竟是郭希鹏与家乡的永别。
1969年，郭希鹏在沈阳去世，享年79岁。
2025年7月12日，记者在方屯村村干部郭洪新的带领下，来到郭希鹏故居。院落正房屋檐下，悬挂着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监制的“盖州市历史建筑 方屯村郭希鹏故居”牌匾。上面介绍道：“郭希鹏是一位骁勇善战、文武兼备的抗日爱国将领，他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为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记者了解到，郭希鹏故居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原为四合院，由正房、东西偏房、门房、院墙、影壁墙组成。原正房为大木架硬山式建筑，墙基由花岗岩条石砌筑，主体由青砖砌筑，屋顶由灰瓦覆盖。木质古式镂空雕花方格门窗，房屋前后山墙外沿共有8块施以吉祥图案的砖雕墀头。
经王友禄引荐，记者与郭希鹏的孙子郭洪鑫取得了联系。今年48岁的他定居北京，每年都到位于沈阳的回龙岗革命烈士公墓为爷爷扫墓。郭洪鑫说，爷爷过世时他还未出生，父亲在其年幼时也已离世，因此，他对爷爷的生平事迹了解得并不多。
令他感动的是，虽然爷爷已离世数十载，但当地百姓并没有忘记他。“2018年，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关于爷爷事迹的文章，作者是王友禄，于是主动留言联系到他。”从那时起，两个方屯村的后人开始了跨越山海的互动。后来，郭洪鑫每次回老家，都与王友禄会面。他感慨，“友禄了解到的关于爷爷的信息，比我还要多得多。”
2023年，郭洪鑫携妻子和一双儿女来到方屯村。在故居老宅前，郭洪鑫给孩子们讲述了太爷爷在抗日战场上的故事，教育他们将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永远传承下去。妻子拾起老宅的一块旧瓦片，悉心保存起来。
郭洪鑫告诉记者：“听长辈说，爷爷曾表达过回归故土的希望，之前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两年，我打算将爷爷的骨灰迁回盖州老家安葬。”
村干部郭洪新得知后非常激动。他表示，暖泉镇人杰地灵，先后涌现出多位爱国志士，如辛亥革命烈士陈英（陈秀昌）、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冷树国等，“抗日名将郭师长是咱方屯人永远的骄傲，能够迎他回家，我们万分荣幸！”
历史顾问 阎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