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东 王辉 本报记者 丁海林
交易赊账凭信用——营口银炉业
作为一种硬通货，营口的“过炉银”的流通，更彰显了营口商业的诚信力量。
清末，营口港的繁荣带来经商者增多，大宗货物贸易非银两不能完成，应运而生的银炉保证了商贸活动对现银的需求。银炉就是银号，是熔铸现银的店铺，专门从事把外地流入银两和本地杂银熔化铸成银锭的作坊。最初营口开办银炉，就是为了改铸流入的各种白银。外地流进营口的银子种类、成色多而杂，促使银炉接二连三地开办起来。据统计，从清咸丰元年（1851年）营口成立第一家银号永成德开始，到伪满时期的1933年仅存的4家银号被迫停业，期间共有73家银号先后活跃于营口埠内，提供商贸交易所需的“通货”。
银炉犹如近代开设在没沟营（营口）的造币厂。在营口的银炉里，将各种各样的银子回炉改铸成“营平现宝”炉银，是到营口经商的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只有手握这样的银元宝，在营口商埠内做生意才能畅通无阻。所以，营口炉银在市面上极受欢迎，为往来经贸提供了上乘的金融服务。
久而久之，营口银炉熔铸的炉银，成为商品流通交易的硬通货。炉银虽然是营口地面的私铸银，但得到商家的广泛认可，且作为货币流通，营口的银炉实质上具有了相当于铸币的权利。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铸币权归于国家。营口银炉熔铸炉银虽是为了方便商人经商，但能得到各方认可实属不易。
从清末到民国的百年时间里，营口凭借繁荣发达的金融业，可与上海等地相提并论，上海的钱庄、山西的票号和营口的银炉成为当时中国三大颇具实力的地方金融业代表，左右着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市场的走势。营口的炉银和上海的规银可以汇兑，晋商的票号要依附于银炉才能在营口做金融。营口在近代之所以能带动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经济繁荣，就是因为炉银这个经济活动的“血液”在不停循环。炉银具有的方便贸易结算、币值坚挺及信用卓著等特点，加速了商品交换的运行。
日益增强的信用，让商人们放心地把改铸的炉银存放在银号里，随时支用，着实方便。后来，在营口埠内进行商贸交易，买卖双方干脆只到银号里，在账面上划转一下债权债务关系，即告转账完成。商人们称其为“炉过”，“炉”即银炉，“过”即转移之意，就是通过银炉转账把现银转变账户完成资金交割，节省了搬运费，又保障了银两安全。
再后来，发展到买卖双方即使不在同一家银号存银，也可在各自开设账户的银号间进行转账，这种银号之间划拨款项称“过码”，“过炉银”制度就此产生。这种制度被称为“营平信用现宝”，还有“银码子”“银飞子”等俗称，进一步方便了商贸交易，也让大量的银子长期存放在银号里。
如此一来，非到危急时刻，存放在银号里的现银实际上很少会被全部取出，银号也就没有必要将全部存银都作为储备金，根据市面情形，留有几成的资金即可，其余的银两就成为银号用于周转的活动资金加以利用。这样，银号依靠其信用，由“背书”变身成为“金融贷款机构”，实现了以钱生钱的生财门道。
具有远见卓识的营口商人们，始终在考虑保证营口银炉信用，使“过炉银”保持信誉。清光绪九年（1883年），由裕盛祥银号执事李润斋、林房永和永同庆栈房执事宋默桥、履泰油坊执事胡泰连等人牵头，与银炉众商号共同决议：每年夏历三、六、九月及腊月初一，为“过炉银”的归卯（结算）期，腊卯总决算，不可“捣卯”。其余三卯，可通过加“卯色”的方式，转入下个卯期结算。通过规定卯期的方式，让“过炉银”这种三联单的财务结转方式的信用更加得以巩固，票面炉银数额与现银等值流通，营口的金融业进入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
据《营口市志》第四卷记载：资本雄厚的银炉‘每年出入银码不下七八百万两’‘每卯流通市面的银码约二千三四百万两，信用颇佳’。这种信用制度和结算方法，就连到营口的外国人都很赞赏，日本人嘉治隆一在其《营口的过炉银》中写道：“这种以现银为基础的码子为‘存款通货’，英国人称之为‘转移货币’。”能得到在营口的外国人称道，说明“过炉银”同样给洋人带来贸易便利和经济收益，“过炉银”成为中外商人认可并使用的通货手段，三联单方式的“银码”凭据，在营口埠内的商人和银炉间流转开来，对促进营埠经贸发展功不可没。在营口金融史上，营口的银炉一枝独秀，在中国钱币文化中拥有一席之地。
无论是“大屋子”里的种种行规，还是独特的“请公盘”制度，“过炉银”享誉全国的信誉，都是百年营口商埠诚信精神的体现。可以说，在行帮组织、地方商会、官方监管的多方协管下，在营口商埠经商要遵守诚信原则，已经成为营口商界习俗和惯例，更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诚实守信，是支撑百年营口商埠兴旺繁盛的根基，这条铁律已深深烙印在历代营商的血脉和魂魄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