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卷时间久了，抬头活动一下我的颈椎。正瞧见窗外角落里的山葡萄。尽管仍旧只是枯寂的几根藤。但我却仿佛看到茂密的叶、丰硕的果，还有架上小小的蜗牛，正奋力地、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记得小时候，为贴补家用，供我们五姐妹读书，妈把大半个院子开辟成葡萄畦。整整三十畦，每畦有单人床那么大。蹲在畦与畦中间的土埂上，刚刚能够着畦中央需要拔的草。
那时，爸工作忙，两头不见太阳，甚至一连几天看不着他的人影儿。妈领着二姐，每天早晨从门前的池塘挑三十担水，浇葡萄苗。我十分介怀，问：“妈，这么多畦，什么时候才能浇完啊？葡萄苗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这时，妈总是说：“眼是奸蛋，手是好汉。”
仿佛为了验证妈的这句话，真的在太阳脸儿刚红的时候，妈就挑完了三十担水。然后，妈洗手做饭，张罗着我们起床。按着爸之前给分的工，我们各司其职，叠被、扫地、擦灰、喂猪、喂鸡、喂鹅……待我们吃过早饭，上学走了，妈洗净餐具，还能准点儿上班。
后来，葡萄苗变成了我们姐妹的学费、书包、新衣，还有餐桌上的鱼和肉……妈还留了几株，移植到甬道旁，让藤蔓搭起绿色的廊亭。院子里便多了一道风景，姐妹们的口里也多了美味。此时，我是欢喜的，也是疑惑的，问妈：“爸的乡长白干了？别的干部家过得可比咱家滋润多了！”可妈却有妈的道理：“人哪！能叫身子受苦，不能叫脸受热！衣服是穿破的，不能让人指破。”
我默默地看着葡萄架上的小蜗牛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看着妈羸弱的肩头一边担着家，一边担着工作；我们姐妹几个的衣服都是缝补过的，但绝没有污渍；陈旧的家具掉漆了，但绝没有灰尘……别人早已酣睡，妈却在灯下忙碌。
妈只学了一个晚上的算盘，就考进了国营商店，成了一名全民制工人。由营业员到会计，妈每日经手数万资金，就差过一回账。领导查来查去，说是抽屉里多了一盒两分钱的火柴，其实是同事顺手扔里的。妈对于这仅有的一次“差账”耿耿于怀。几百名员工，妈能记住每个人的工资数，精确到几角几分。妈到了退休年龄，又被返聘做了两年会计。这对于只断断续续上了三年半学的妈来说，背后的努力和辛苦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吧？
我打小就被灌输了妈的思想，所以脸皮儿特薄，不肯让人说。怕被人说三道四，因而就分外努力，力求做到最好。蜗牛步子小，但永远在和时间赛跑。
我刚参加工作时，工资开得比谁都少，但活儿干得比谁都多，被差来遣去的，心里实在是不平衡。回家跟妈倒苦水，妈说：“在单位里有活儿干是好事儿！自己累点儿不被人说，脸才不热。”
后来，我发现妈的话太对了！早晨到学校报到时，我被派到九年级教历史。当时很高兴，历史终归比政治有趣味，好教一些。结果，下午领导又说：“政史不分家，你去七年级教政治吧！”阴差阳错，我又发现了自己讲政治的天赋。一节《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课，讲哭了一屋子师生。张越老师泣不成声，不得不离开会议室。我上说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把趴着的张立钦老师给听得抬起了头，她说：“我本想歇会儿，没想到，让这个小丫头震惊到了！”
他们只看到讲台上我的光鲜，谁看到我吃过的苦？在那个网络尚不发达的年代，我连做梦都在琢磨着怎么讲课，熬汤时，竟然连一粒儿盐都没放。我把自己关在不足两平方米的杂物间，一遍遍地试讲，至今，我还留着当时写满板书的鞋盒盖子。我真的就是一只小蜗牛，短胳膊短腿儿的，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一年后，我被安排到八年级和九年级跨学年任课。两本全新的教材啊！我完全是靠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才顺利完成了教学任务。
又过了两年，我还在家歇暑假呢，领导打电话：“马上来学校，家长和学生都到齐了，今年开始带班吧！”就这么被套上班主任的夹板了！那时，女儿洋洋才14个月。
从此，洋洋开始跟我一起摸爬滚打。娘儿俩曾饿过肚子，曾摔倒在烂泥里，但就是不曾让人说过一个“不”字儿。若说，后来洋洋能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恐怕还要感谢这段岁月的洗礼。
再后来，派给我们班的语文老师生了重病，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课，我主动请缨，改教语文！顶着压力，憋着一口气，我边学边教，默默地做了N本的习题。两年后，逢全市各学科教师大考核，我考了本校第一名，全市第七名。改教语文没过半年，领导说，任课老师紧张，我又接了三个班的历史课！我成了跨学科教课第一人。
连我自己都惊讶，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呢？两个学科，没有一个是我教过的！而且，还是头一次带班！给婆婆办丧事期间，主任找了三个老师来顶替我的工作，一个代语文课，一个代历史课，还有一个代管理班级。
如今，我还是想踏踏实实地去工作，仍旧希望自己像只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昨天所受的累，今日都成了我的财富，相信此时的付出，正是为明天走向坦途。
（原刊于《辽河》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