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的父亲生病住院了，前段时间她一直在医院陪护。期间她发微信给我——病房里有个病人的儿子，要么不管他爸，要么来了就骂。
隔着手机屏幕我都能感觉到她的气愤。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该如何回复的时候，她又一连串发了好多条信息向我描述那个儿子在病房里跋扈的言行——反正没有好态度，他动不动就是——你有本事去死啊……生前没做贡献，要死了还麻烦别人……
看完，我沉思了许久，光是听她的转述，我的心中已经是百感交集，最终只得回复一句：“医院，真的有人间百态。”
很多年前，母亲生过一场大病，我陪着她在当地的中心医院住过一阵子。母亲的病房在九楼十二号，普通病房。四张病床相互隔着一米多的距离，并排放着。我们进去时，病房里已经有三张病床住了人，只剩下自门口数第二张病床还空着，那自然是母亲的。病房内很安静，第一张病床前的椅子上坐了一位老太太，正在安静地剥橘子。床上坐着一位老爷子。最里面两张床上的人都安静地躺着。
但这安静并没有持续很久。过了一会儿，病房门口便响起了一阵脚步声，紧接着门开了，进来了几个医生和护士，小病房顿时变得拥挤起来。带头的医生径直走到三号病床前一番查看。床上的人抬起头来，我才看清那张病床上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大概三十多岁，很胖，脸上的肉挤出了些褶子。
医生们神情很严肃。我放轻呼吸不敢出声，只本分地做个旁观者，隐隐地听到些“准备”“麻醉”“脊椎穿刺”的话语。一群人转身步履匆匆地出了病房。我这才注意到一个胖女人跟在一群医生后面。她回头又看了一眼床上的年轻男人，转头好像有问题想问正在说话的医生，但又什么都没说，只小跑几步又紧紧跟在后面。
大概过了20多分钟，病房的门又打开了，进来的还是那些人。这回我一眼就看到了跟在后面的胖女人。医生们带着一些仪器和工具，又径直走到了三号床，并且拉上了帘子将小床围了起来。胖女人被隔在了床的外面。我不知道里面在怎么操作，但总能感受到医生们的谨慎。我轻呼吸，生怕弄出什么动静来。胖女人靠在墙边，望着那帘子，她好像也跟我一样，放轻了呼吸。帘子里一阵窸窸窣窣，偶尔传来医生的一两句吩咐，也传出男人的一阵闷哼声。这个过程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大概三、四十分钟。胖女人一直站在帘子外面看着。结束后医生留下一句嘱咐：“六个小时不能动。”便快步走了出去。胖女人像是突然打开了机关，大跨步移到了那床边，嘴里喊着：“儿子……儿子……”她的声音有些粗，又刻意将声音压得很低。床上的男人哼哼两声睡过去了。
病房里又陷入了安静，这一次持续了很久很久，期间偶尔有去接水或买饭走动的脚步声，护士听见呼叫铃会立马进来换药。胖女人始终坐在床边。
到了晚上八九点的样子，隔壁一号床的老爷子坐在病床上，老太太把小桌子搭在他的床上。他拿着巴掌大的笔记本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老太太在旁边叠衣服，收拾柜子里的东西，见我望着她，朝我笑笑说：“老头子每天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也笑笑，表示原来如此的意思。老太太看起来很亲切。我忍不住和她攀谈起来，东扯一句西扯一句，竟也觉得有趣。
我从她口中知道了老爷子是一位退休教师，快七十岁了，家住来凤县某个镇上，具体是哪个镇我也记不得了。老爷子身体不大好，隔三差五地就要来医院住一段时间，这一次住了有二十多天了。两人有一个女儿在外地上班，但从来不敢告诉她，说是怕她在外面担心。老爷子写完了日记，合上本子。老太太顺手接过去放到了一个小布包里。
“你们是要出院了吗？”我将心里的疑惑问了出来。
“嗯，住了这么久了，身体已经好多了。在医院住着不舒服。我明天就出院了。”老爷子抬起头来搭我的话。他一半的头发已经花白，脸很清瘦，脸上的皮肤像是干枯了的树皮，眼睛里闪着熠熠的光，让他显得格外光风霁月。他又偏过头冲老太太念叨：“快收拾好，上来挤挤，明天我们就回家了。”老太太“哎”了一声。
出院是一件喜事儿，我不再过多地打扰他们。
到了夜里，病房反而不如白天那般平静了。我趴在母亲的床边睡得迷迷糊糊，只听见旁边传来“咚咚咚”的声音，困意让我难以抬头，又昏昏睡去。过了一会儿，传来“咯噔咯噔”的声响，在黑暗又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瘆人。我望了望病房里的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反应，似乎都习惯了。我又趴下，不一会儿又传来了“吧嗒吧嗒……”的声音。我害怕极了，不敢把头抬起来，只睁着眼睛盯着前面。四号床的那位病人从床上起来了，趿拉着拖鞋往外走去。我不敢叫他小声点儿，白天我见过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国字脸，脸上的颧骨凸出来，向你看过来的时候眼睛里满是凶狠。我等到他出去了，将脸换了个方向，又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一号床的老太太一家还没走。三号床的男人已经可以稍微活动了。趁四号床的老头儿出去了，我提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老太太说那个老头儿来了差不多八九天了，经常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也会大声地磨牙，腿疼得直往床栏杆上撞，没有办法了，他就只能偷偷摸摸找个地方抽烟。
“你莫说他，他也没办法。医生说他这毛病没法治。”老太太嘱咐我，我连连点头应着。
老头儿是这个病房里的怪人，这是接下来的几天我得出的结论。他常常夜里起身一个人摸着黑走出病房，不知道在哪里，一呆就是很久。他从来不说一句话，不论是跟医生、护士还是病房里的病友。但我问过其他人，他并不是个哑巴。住院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他。他的黑色“老人手机”也从来没有响起过。每天打吊针时没有人会注意他，他自己只管睡觉。直到有一次，我喊护士给母亲换药时，一回头看见他的吊针已经回血了，吓得我赶紧喊醒他，让他按床头的呼叫铃，但他也只是不紧不慢地按了铃，并不多理我。我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带母亲去楼下的面馆吃早饭，时常在那里碰到他。那段时间天气很好，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医院门口的圆墩子上晒太阳。没什么可以靠的，他就坐在那里，背弓着，低着头。一次我跟母亲散步回来已是中午十一点左右了，他还是那个姿势，在那里一睡就是两三个小时。马路上的车川流不息。他的身边，人来来往往，好像就只有他是一个人。有时候起风了，他也不会醒。睡醒了，他就起身回到病房里去。
又过去了十多天，我始终不敢跟他说话，只时常顺便帮他看着输液瓶，慢慢适应了他晚上发出的一些“咯嘣咯嘣”“吧嗒吧嗒”的声音，对那个在黑夜里慢慢走出病房的模糊背影也不再害怕了。
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这个三十多平方米的房间，有人备受偏爱，有人相濡以沫，也有人一夜一夜孤独地面对着自己的世界。
所谓人间百态，除了圆满，还有残酷、急切、孤独、声嘶力竭……但所谓父母子女一场，所谓妻子伴侣一场，何其不易。希望我们都是世间最温柔的存在。
（原刊于《辽河》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