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大境门。 本报记者 张 昊摄
张库大道线路示意图。 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供图
张家口堡，“茶马互市”的边塞城堡。 张彦台供图
□桑 木
我走过长城上的许多重要关隘。从“襟连沧海枕青山”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到“万里征人驻马蹄”的嘉峪关；从“饮马流泉落日低”的居庸关，到“黄沙万里白草枯”的玉门关，站在这些雄踞咽喉要道或险要地势的长城关隘之上，历史风霜与兵戈记忆从心底蔓延、升腾……
当再次驻足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门”的大境门前，凝视“大境门”三个大字时，“门”字却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关于“关”与“门”，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封闭与开放……此时，脑海中浮现的不再是狼烟烽火、刀光剑影、战马嘶鸣，而是车马商队、丝绸茶叶、声声驼铃。
■ 拒止之关与开通之门
大境门，坐落在张家口市西北端峡谷出口处的长城上，地形险要。两边是巍然对峙的东西太平山，中间是清水河，呈“两山夹一河”之势。《口北三厅志》称其“据长城之要隘，扼边关之锁钥”。历史上，这里为“胡马南下”必经之路，是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最大军事防御设施，各朝代修建时，在要隘处多修建“关”，而鲜修建“门”。明代大规模修筑长城，其目的主要是防范“北元”即元朝的残存势力。
明初修筑长城时，现在大境门的地方称张家隘口。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长城沿线建起了千座“戍堡”，在宣府长城外紧临张家隘口建造了张家口堡。这些“戍堡”多与长城墙体、敌台、关隘联动，形成“墙—台—堡”三级防御体系。
但长城之关并没有阻挡住蒙古族的南侵。
明代中前期，为了土地和资源，也因嘉靖皇帝坚持的“绝贡”政策，蒙古族频繁南下，长城沿线一直战事不断。直到明隆庆五年，经过艰难谈判，明穆宗下诏封蒙古族俺答汗为顺义王，接受朝贡，并在大同新平堡、太原水泉堡和宣府张家口堡开设互市市场，达成历史上著名的“隆庆议和”。
“隆庆议和”之后，明王朝在宣府镇西路长城（现大境门东百米处）开豁修建了西境门（俗称小境门），西境门成为万里长城上最早以“门”命名的关隘。
西境门，是根据军事防御和贸易通商双重需要设计建造的。规模很小，门高2.7米，宽1.62米，进深7.5米，门洞两侧长城与堡墙形成东西各百米长的夹道，仅能容一人一马、一牛一车通过，具有“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众兵不能攻”的防御作用。但同时该门可以人畜分道进出，草原的皮毛、马匹与中原的茶叶、丝绸也能从此门通过。张家口堡的互市，当时每年春季、秋季各开放一次，中原商人可带茶叶、布匹、粮食、铁器等商品，通过西境门进入草原，蒙古商人则带着马匹、皮毛、奶制品等进入关内。
西境门开设后，张家口堡的互市规模开始扩大，民间商队逐渐取代官方主导，形成了张家口到库伦（今乌兰巴托）的固定线路——商人从张家口出发，经万全、张北、太仆寺旗，穿越浑善达克沙地，到达库伦。《宣府镇志》记载：明末张家口堡互市的年交易额达白银数十万两，商队规模从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数百人，运输工具也从马匹转向更适合长途运输的骆驼。现在西境门遗址上依然发亮的青石板路和深达十几厘米的车辙印，仍在诉说着当年商队的繁忙。
如果说西境门是明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下，在长城上被动打开的一扇小门，那么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廷决定在长城上修建的大境门就是一座主动开放的大门。
大境门，门墙高12米，底长13米，宽9米，木质铁皮大门两扇，顶部为一平台，长12米，宽7.5米。从建筑气势看，大境门虽没有山海关的雄伟，也没有居庸关的险峻，但符合修建它的本意，不是为了“防”，是为了“通”。
所以，大境门才是长城真正意义上的门。
大境门建成后，长城内外物资交换逐渐从零星的民间交易升级为规模化、常态化的商业活动。物流的发达，让张家口堡成为“万里茶道”北线的起点和中国北方最大的茶叶出口集散地。
当时，福建、安徽、湖北等地的茶叶经水路、陆路运抵张家口堡，先在堡里的商号进行分拣、加工与包装，再由商队通过张库大道运往草原与欧洲。茶叶不仅满足了蒙古部落“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需求，还通过俄罗斯商队远销到圣彼得堡、莫斯科，甚至欧洲其他国家，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中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
史料记载，仅乾隆年间，经大境门出口的茶叶就占中国对欧洲茶叶出口总量的三成以上，大境门也因此被欧洲商人称为“茶叶之门”。所以，大境门的蒙古语“卡拉根”（很大的门）在西方影响更大。191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中张家口的英文对应词条是“卡拉根”（KALGAN），1909年通车的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名匾的英文是“KALGAN”。据说2012年有学者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航班在飞临张家口时，飞机显示屏出现的英文也是“KALGAN”。
在张家口的博物馆里见到一张清末的大境门照片——
城门下挤满了人，有穿长袍马褂的晋商，有穿蒙古袍的牧民，有戴礼帽的俄国人，还有挑着担子的小贩——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比画着不同的手势，却在同一个门扉下交易、寒暄。大境门让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让“关”的边界，变成了“通”的起点。
关，是对入侵的防御，是对战争的拒止，也是被动的封闭；门，有进有出，是对贸易需求的容纳，也是和平的主动开放。长城上“修墙筑关”与“开豁建门”的历史给我们很多启示——
我们既需要拒止入侵之关，也需要发展交流之门。
■ 战争掠夺与和平贸易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交响曲，但让人类惭愧的是，人类历史上战争的时间远远长于和平的时间。据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里，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513次，只有329年是和平的。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战争冲突仍频繁爆发，局部战争达三百多起。
战争与资源有关。从冷兵器时代的土地争夺到工业时代的能源博弈，资源的占有、分配与控制成为战争爆发的核心动因之一。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由于资源稀缺与人性自私，必然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在中国历史上，长城沿线是战争发生最多的地方。汉武帝时期，匈奴多次南下，掠夺河套地区的粮食；唐太宗时期，突厥突破雁门关，抢掠并州的丝绸；宋辽时期，辽军多次进攻瀛州，抢夺城中的铁器。这些战争的背后，都藏着同一个逻辑：当和平的贸易无法满足资源需求时，暴力的掠夺便会登场。但靠战争掠夺并不能带来持续发展，比如，匈奴抢了中原的粮食，却无法在漠北种植；突厥抢了中原的丝绸，却无法自己织就；辽军抢了中原的铁器，却缺乏冶炼的技术。靠战争只能掠夺一时的资源，却无法建立持续的文明发展的基础。
明朝长城没能阻挡住蒙古的铁骑。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土木堡之变爆发，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大军，突破长城防线，俘虏明英宗。瓦剌部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也是对中原的资源进行掠夺。瓦剌部地处漠北，气候寒冷，粮食短缺，而中原的粮食、布匹、铁器，正是他们急需的资源。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也先大举南侵，分兵进犯大同、宣府。明军于城外数次失利，两处城池坚守无恙，但沿线边境饱受劫掠。战争让长城沿线的百姓流离失所，让中原与草原的关系降到冰点。
1519年蒙古族俺答汗掌权后，希望与明朝继续进行贡市。俺答汗在《贡表》中甚至陈述了蒙古部族缺少夏季衣装和冬季粮草等困难，恳乞朝廷能够继续通贡。此时的嘉靖皇帝仍推行“绝贡”政策，拒绝朝贡贸易。俺答汗随即兴兵南侵。
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俺答侵扰延绥，沿途劫掠。嘉靖二十年，俺答遣使求开互市，明廷不许。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南下，破古北口，掠怀柔、顺义、通州，兵临北京城下，遣使求通贡互市。嘉靖皇帝被迫应允，史称“庚戌之变”。
此后，从嘉靖三十年宣府新开口马市夭折到隆庆四年，俺答汗部对宣化、大同一带兴兵四十一次，其中大规模出兵近二十次。边关不稳，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稳定边关开启互市迫在眉睫。隆庆五年，经过艰难谈判，达成“隆庆议和”，结束了明代建立后长城沿线长达二百年的战火。
是大境门的修建及张库大道的兴起，暂时打破了这种“掠夺循环”。
张库大道是指从张家口到库伦，再到恰克图全长约一千四百公里的商道。张库大道自清初形成，清代中期达到鼎盛。这条商道的核心贸易品是茶叶与皮毛——中原的茶叶是草原牧民的必需品，草原的皮毛是中原手工业的原材料，双向需求让贸易变成了比掠夺更高效的资源流通方式。
当时张库大道的主力军是晋商，他们带着茶叶，骑着骆驼，穿越沙漠与草原，往返一次需要半年时间。在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看到过一位晋商留下的“商旅日记”：“道光二十年五月，自张家口出发，驮茶三百担，驼队六十峰。行至草原，遇蒙古牧民，以茶换羊二十只，充作食粮。七月至库伦，茶售与俄商，换皮毛百张，八月返张家口，算得盈利纹银五百两。”日记里没有刀光剑影，只有辛苦的跋涉与安稳的贸易。
长城沿线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双重史，为长城的关与门做了最生动的注脚。战争用暴力占有资源，和平让资源流通共享。掠夺让不同文明走向对抗，贸易则让不同文明走向融合。
战争虽然能暂时改变资源格局，但代价往往是毁灭性的。在资源日益紧张的当今世界，国际社会如何通过合作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可持续利用，避免战争的悲剧重演，仍是人类文明必须面对的命题。
■ 封闭衰败与开放繁荣
长城封闭色彩最浓的时期是明代。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为防范蒙古残余势力的入侵，重修了长城，并实行“边禁”：禁止中原百姓与草原部落通商，禁止铁器、粮食等物资流出关外。
这种政策的初衷，本是为了“守”住中原的资源，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方面，草原部落因缺乏粮食、铁器，铤而走险，频繁南下掠夺；另一方面，中原的商人因无法通商，纷纷转向“走私”——他们偷偷将茶叶、布匹运出关外，与草原部落交易，不仅让“边禁”政策名存实亡，还让朝廷损失了大量的税收。明朝逐渐走向衰败，其陆路封闭政策是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的长城则褪去了“封闭”色彩。康熙曾说：“帝王治天下，在德不在险。”他认为长城不是抵御外敌的关键，民心才是。因此，清朝不仅没有重修长城，反而修建了大境门，允许民间商队自由往返于张家口与库伦、恰克图之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官方贸易口岸，张库大道由此延伸至恰克图，形成“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的国际线路，中原商品可直达俄罗斯，再转往欧洲，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万里茶道。大境门旁至今还保留着清代的“通商碑”，碑上刻着：“凡中外商旅，持票通行，不得阻拦；凡交易货物，公平定价，不得欺诈。”
马克思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一章中写道：“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茶叶陆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上的张家口（或口外）……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在1892年考察蒙古地区时曾记述：“俄国人往来于张家口已有200多年，俄国公司在这个城市进行商业活动也有30多年，有几十个人就是在张家口赚了几十万卢布，现在作为百万富翁而离开了这里。”对俄贸易的时间，波兹德涅耶夫所说可能更准确，即大境门修建后始。
万里茶道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北方陆路贸易的“兴衰史”，也是一部多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文明史”。这条从福建武夷山、湖北羊楼洞出发，经江西、湖南、河南、山西，到河北张家口，再经张库大道到库伦、恰克图，最终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商道，全长约1.4万公里，是17至20世纪初世界上最长的陆上商道。它的核心贸易品依然是茶叶。
福建的红茶、湖北的青砖茶，通过这条商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俄罗斯。俄罗斯人将茶叶称为“中国的神奇树叶”，上至沙皇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离不开茶叶。而俄罗斯的呢绒、钟表、玻璃制品，也通过这条商道，传入中国。
在湖北羊楼洞的古茶镇里，至今还保留着清代的茶坊遗址：茶坊里的木制压茶机，能将茶叶压成青砖茶；墙上的商号印章，刻着“晋商常家”等。当时，每到茶季，镇里就挤满了人，有福建的茶农，有山西的商人，有俄罗斯的买家，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却为了同一件事忙碌，将茶叶运往远方。据俄罗斯档案记载：19世纪末，经恰克图输入俄罗斯的中国茶叶，就占俄罗斯茶叶消费总量的80%，而俄罗斯输入中国的棉布，也占中国北方棉布进口量的60%。
但到了清代中后期，也许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也许是出于海上安全焦虑，清廷推出“海禁”政策，限制海外贸易，仅允许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严禁百姓私自赴海外经商，隔绝了中西科技与商贸交流，逐渐走向闭关锁国，国力衰败。
长城见证了各王朝因开放而繁荣、因封闭而衰败的历史。
长城也见证了当代中国因改革开放而深刻改变面貌、深刻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
如今的长城，已成为团结统一、坚韧不屈、勤劳智慧与和平守望的民族精神象征；大境门也不再是贸易交往的必经之门，而是与门楣上的“大好河山”共同构成民族交融和文化认同的标志。
站在大境门前，远处传来的中欧班列的汽笛声与古代驼队的铃声在时空里交汇，这两道声音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个国家的发展强大，从来不是靠封闭的“关”来守护，而是靠开放的“门”来滋养。世界的繁荣进步，不是靠战争的掠夺，而是靠和平的贸易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