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进春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全村不足三百口人，一条蜿蜒泥泞的土路，像根浸了岁月的细绳索，一头儿死死拴着炊烟缭绕的村落，另一头儿牵着无穷远的地方。
记忆里的村庄被层层大山环抱，春季，无尽的大黄风卷着沙尘掠过土坯墙；秋天，黄澄澄的庄稼地铺展到山脚下，野花漫山遍野地疯长。炊烟升起，像母亲纳鞋底时拉得长长的白棉线，把家家户户的屋顶都笼在一片温润里。
父亲是公认的“全能先生”，身兼会计、赤脚医生和小学教师三职。那时，他仿佛有耗不尽的精力，总能把繁杂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白天，在那间低矮漏风的教室里教孩子们识字算数，黑板是用墨汁反复刷过的木板，字迹斑驳，课桌椅是村民们凑钱打的粗糙木凳，他沙哑却有力的讲课声混着窗外的鸡鸣犬吠，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背景音。
母亲堪称家里的顶梁柱，操持家务、下地劳作从不含糊。两个姐姐早早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种地、洗衣、做饭，小小的肩膀扛起了太多本不该属于那个年纪的责任。那时，全家就靠着父亲微薄的收入过活，日子过得紧巴巴，兄弟姐妹常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大的穿完小的穿，颜色洗得发白，可母亲总能把补丁缝得整整齐齐，藏在衣角不显眼的地方。粗茶淡饭是常态，小米粥就着咸菜，偶尔蒸一锅白面馒头，母亲总会把最大最松软的，留给奶奶和几个孩子，自己和父亲只啃些粗粮。父亲总说：“日子会好起来的，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看看。爹没本事，不能让你们一辈子困在这山里。”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却成了第一个早早离家打拼的人。临走，天还没亮，母亲就站在灶前烙饼，火光映着她眼角的细纹，她一边往饼里多塞葱花，一边悄悄抹泪，往我包里塞煮鸡蛋，塞了满满一兜，仿佛要把所有牵挂都装进去。父亲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旧自行车，送我到车站，车后座绑着我的行李和母亲烙的饼，一路颠簸，他没多说什么，只是偶尔回头，眼神里满是不舍与担忧，反复叮嘱我“别委屈自己，受了苦就回家”。
赶到车站，父亲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有零有整，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塞进我手里时，指尖的粗糙磨得我手心发烫。汽车驶离时，我趴在车窗上回头望，望见父亲站在原地，身影越来越小，却始终没有挪动脚步。村口的母亲和姐姐们还在挥手，那一幕，烙刻在心上，岁月冲刷，从未磨灭分毫。
接下来，我在省会辛苦打拼了十几年。刚开始，挤在潮湿阴暗的出租屋，墙皮脱落，夏天闷热冬天阴冷，受了委屈不敢跟家里说，只能在深夜对着窗外偷偷抹泪。每当这时，就会想起父亲的话：“走出去不容易，要咬牙坚持，爹相信你。”仿佛还能感受到他手掌的温度，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我从底层员工，慢慢做到部门主管。又从租房子到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物质富足，却始终填不满心里的空缺，那是故乡和父母留下的亲情缺口。
那一年，父亲突然离世。突发的消息，砸得人立刻就蒙了。我连夜驱车赶回老家，曾经泥泞的土路，如今已修成水泥道，可这条路，却再也带不回我的父亲。终究，我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跪在父亲的灵前，凝望着他遗像上熟悉的笑容，那个永远挺直腰杆、为家里遮风挡雨的男人，那个无所不能的“全能先生”，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
母亲红着眼眶说，父亲临走前还在念叨我，说我在外打拼辛苦，让我别太劳累，要照顾好自己的小家，只是没能等到我回来，没来得及当面道别。那一刻，所有的遗憾、愧疚和思念都化作泪水，却再也换不回父亲的回应，再也听不到他沙哑的叮嘱，再也感受不到他掌心的温度。
如今，交通便利，回老家的路不再遥远，每次回去，推开那扇熟悉的家门，屋里却再也看不到父亲坐在椅子上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那欣慰的话语。我常常在屋里徘徊，仿佛还能感受到他的气息，仿佛他从未离开。常在梦里回到那座小山村，梦里的父亲依旧年轻，没有白发，没有皱纹，他站在田埂上向我挥手，笑着喊孩子们回家吃饭。梦里，村庄依旧温暖，土路两旁的野花肆意绽放，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父亲的声音穿透雾气，清晰得仿佛就在耳边。
那生我养我的小山村，藏着最纯粹的童年，装着父母沉甸甸的爱，更藏着对父亲无尽的、深入骨髓的思念。它是走遍天涯都放不下的牵挂，同时，也是疲惫时最温暖的港湾、心中永远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