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宣化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局部）。 本报记者 龚正龙摄
宣化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出土的玦形玉龙。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玦形玉龙。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明供图
6月18日拍摄的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的螺饰。 新华社发
平泉东山头遗址出土的玉箍。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红山文化，是西辽河史前文明的代表，被称为中华文化的“直根系”。
考古研究表明，红山文化从西辽河起源、大凌河鼎盛，到桑干河扩张，形成一幅完整发展轨迹。考古工作者深耕田野，不断揭示红山文化丰富内涵。其所展现的在聚落形态、玉器礼仪、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色，阐释着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河北省通过系统性考古工作，发现大量红山文化遗存，使河北成为红山文化晚期“核心分布区”之一，更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进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增强历史自信、推动文化创新层面，红山文化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内涵、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
——编者
□张文瑞
西辽河，宛如一条玉带，蜿蜒于田野之间，滋养着广袤的土地，也悄然珍藏着历史深处的秘密。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表明：在中华文明“满天星斗”“重瓣花朵式向心结构”形成的早期阶段，西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国家文物局在2023年12月9日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中明确指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被确认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
那么，红山文化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又是怎么被发现并命名的呢？
1906年至1908年间，受聘于清朝喀喇沁旗蒙古王府崇正学堂担任总教习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进入热河省北部及周边进行考察，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在赤峰红山后遗址，采集了较多的陶器、细石器等。此后，法国考古学者、博物学家桑志华和他的助手德日进，先后进入燕北辽西进行考古调查。1921年6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掘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彩陶片和石器。
之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等曾在燕北辽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活动。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率领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于1935年6月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并于1938年发表考古发掘报告，报告中首次把赤峰红山后遗址史前文化划分为两种形态，即赤峰第一期文化（史前文化、彩陶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青铜文化、红陶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于1950年至1960年间开展，在燕山南北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根据调查和发掘成果，认为红山后史前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中原彩陶文化结合的产物，进而提出了“红山文化”。
源流演进
回溯红山文化的发展进程
红山文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在本地深厚的史前文化基础上，吸收周边文化因素，经过长期演变结出的硕果。其发展进程可清晰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呈现出明确的空间移动与扩张特征。
约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是孕育阶段，可称为“起源与奠基”期。红山文化的根脉，深植于西辽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序列之中，主要源头有三个——
一是兴隆洼文化，作为辽西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公元前6200年至公元前5400年），为红山文化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兴隆洼文化的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建筑、室内立木柱搭建方式、祖先崇拜观念以及环壕聚落的社会组织形式等，均被红山文化所继承。譬如，石棺墓和积石墓的埋葬习俗源自兴隆洼文化；“之”字纹筒形罐，玉玦、玉匕形器、石铲、细石叶等玉石器加工技术等均沿袭兴隆洼文化。
二是赵宝沟文化，继兴隆洼文化之后的赵宝沟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至公元前4400年）在陶器制作和原始宗教信仰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对红山文化产生直接影响。红山文化“之”字纹筒形器直接继承兴隆洼—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居住区和祭祀区分离布局均始于赵宝沟文化；赵宝沟文化时期出现的山顶祭祀平台、猪首龙陶纹、陶塑和石雕人像，为红山文化晚期的祖先崇拜、龙崇拜、天地崇拜等宗教观念找到了直接源头。赵宝沟文化尊形器上出现的鹿、猪、鸟等神秘动物纹饰展现了比兴隆洼文化更复杂的意识形态，为红山文化多种神兽、动物造型找到了源流。
三是后岗一期文化，在魏家窝铺遗址发现来自燕山南麓华北平原的陶鼎和圜底釜，同时，源自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也在红山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三角纹、交错三角纹、平行条纹等无不显示出与燕南地区后岗一期文化因素的关系。这些文化因素构成了红山文化的主体文化元素。以赤峰西水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压印“之”字形纹和彩陶并存为特色，彩陶多为黑彩，纹饰简单。聚落规模较小，布局分散。此时的玉器开始增多，出现了环、璧、玦等早期形态，工艺简朴。
因此，这一阶段的西辽河流域作为红山文化的摇篮和核心起源区，为其后续的辉煌提供了文化、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全部准备。
远古文明在孕育积蓄中形成阶段性高峰，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大凌河流域迎来辉煌，可称之为“鼎盛与繁荣”期。这一阶段红山文化发展重心出现了显著的由北向南转移趋势——
从西辽河上游地区，向以南的大凌河、老哈河流域集中，并达到了文化的顶峰。这一时期红山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剧，聚落等级体系形成，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群形成一个规模宏大、功能专一的区域性祭祀礼仪中心，以与周边中小聚落构成区域性社会组织相区别。
牛河梁遗址群，包含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女神庙内出土泥塑的女神头像、乳房残块以及动物神像，表明红山先民已形成体系化的女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分布于山梁上的大型墓葬群，以石块垒砌墓圹，上覆积石，形制复杂。冢群内墓葬等级分化显著，随葬器物清晰地揭示了社会分化。积石冢群中心位置的圆形和方形祭坛，由加工的石头砌成，体现了由天地人构成的宇宙观。玉器不仅数量多、制作精、种类全、分布广，而且功能从最初的装饰品转变为神权的象征，以及等级身份的标识和宗教思想的载体。C形玉龙、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玉璧、玉龟等造型兼具写实与抽象，体现神权与礼制的结合。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阶段的红山文化已步入“古国”阶段。
此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800年，红山文化进一步扩张与融合，逐步向西南形成桑干河流域的文化余韵。近年考古研究发现，在红山文化鼎盛时期，其文化影响力并未止步于燕山以北。而是通过河谷通道向南扩张，越过燕山山脉，抵达桑干河上游地区，即今张家口一带。
考古调查发现张家口地区存在大量红山文化晚期遗存，已发掘遗址中还发现多种文化因素——蔚县三关遗址发现红山文化和黄河流域庙底沟文化共存；宣化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主体结构、祭祀性遗存，以及玉猪龙、三联璧、玉璧、玉鸮等出土文物属于红山文化特征，天河石、蚌珠、海螺、珍珠等装饰品为外来文化因素。宣化郑家沟遗址、赤城七里河遗址陶器质地和纹饰具有河套地区庙子沟文化属性……这些因素很可能是红山文化晚期文化交流甚至人口迁徙的结果，张家口地区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的另一个区域中心。
多维透视
聚焦红山文化核心价值
红山文化代表器物精美，尤其是极具特色的玉器。对于考古研究来说，红山文化价值远不止于那些精美的物质遗存，更在于为理解中华文明的本质提供了全新视角和关键的实物资料。
构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几十年来，红山文化以其无可辩驳的考古实证，有力地证明了距今5000多年前，在中国北方地区诞生了具有古国形态的早期文明。牛河梁规模宏大的祭祀工程、专业化的手工业、复杂的社会分层和统一的宗教信仰，完全符合“早期国家”的判定标准。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深化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形成“满天星斗说”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红山文化与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黄河中下游的庙底沟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前文明的“多元”局面。它们各具特色，并行发展，又相互影响，最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碰撞、交流与融合，共同凝聚成夏商周以来“一体”的华夏文明。
因此，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源头性和主体性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作为红山文化图腾信仰的龙，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在距今6000多年的红山文化早期赤峰市松山区彩陶坡遗址中，出土了用蚌壳雕刻出的龙的形状。在翁牛特旗的大沁他拉发现了C形碧玉龙。红山文化晚期，在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辽宁朝阳牛河梁、半拉山，河北宣化郑家沟、围场下伙房等积石墓，以及河北阳原姜家梁土坑竖穴墓的随葬品中，均发现兽面形玉玦，身体呈C形，龙嘴部分很像猪，也有人认为像熊，所以被称为玉猪龙（或玉熊龙）。在阜新查海、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和宣化郑家沟一号积石冢，还发现用石块垒砌或泥土堆塑的类似龙或熊首的雕塑。红山先民供奉祭祀使用的龙（或熊）形玉器和雕塑是氏族部落的图腾，是祖先名称的一种象征。共同的信仰把红山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玉猪龙（或熊）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标识，它所凝聚的龙文化符号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蜷曲如虹的玉龙确立了“崇龙尚玉”的精神内核。“崇龙尚玉”思想成为中国礼制的发端。红山文化中发达的祭祀礼仪体系反映了中华礼制。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有制玉、用玉的深厚根基，早期玉器出现于8000多年前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时期则将玉器雕琢技术推向新的高度，红山文化晚期发现玉器数量明显增多，种类大为丰富，并形成中国最早玉礼制系统。
其中，在红山文化晚期，生产力发展、社会内部产生分化、等级制度确立、礼仪活动趋于复杂，“惟玉为葬”成为红山文化贵族阶层主要随葬方式。玉器是献给自然、神灵、祖先规格最高的“礼”，随葬玉器多寡与墓主人身份地位相对应。以玉器标识社会等级和权力的做法，为后世夏商周青铜礼器制度奠定了基础。文献记载的“苍璧礼天，黄琮礼地”虽成形于后世，但其“以玉通神”“藏礼于器”的核心观念，在红山文化已见端倪。红山文化时期形成的包括祭祀礼仪体系、等级制度等在内的“礼制”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制度创造，以礼制规范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牛河梁遗址群为研究中国早期复杂的社会权力运作模式提供了绝佳范本。牛河梁遗址群吸引了广大区域内的人群前来进行朝圣般的祭祀活动，表明宗教信仰和祭祀权力很可能是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整合与管理的核心力量。“惟玉为葬”的习俗表明掌控宗教仪式的巫师或祭司同时掌握了社会最高权力，他们通过垄断与神灵世界的沟通渠道，构建了一套意识形态，合法地获取和行使统治权，并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这种社会模式是早期文明形成的一条重要路径，与良渚文化的社会管理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明探源
增强历史自信与文化认同
桑干河水蜿蜒流淌过河谷，讲述着古老故事。
从西辽河的孕育萌芽，到大凌河的鼎盛辉煌，再到桑干河上游的文化余韵，红山文化完成了一次壮丽的史前旅程。它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文化实体，而是一个在本地根基上茁壮成长，并积极与周边文化进行交流互动的动态系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引领作用的中国考古学文化之一——红山文化，对它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代语境下，红山文化已是极具价值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
这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西辽河，孕育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多种考古学文化，成为与长江、黄河并列的中华文明主要起源地之一。红山文化的辉煌成就，是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先民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它说明，中华大地上的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红山文化中龙和玉等文化符号，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对其艺术元素、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为当代的艺术创作、文创设计、文化旅游注入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是国际对话的平台。中国百年考古实证，中华大地已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红山文化所展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是世界早期文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两河流域、古埃及、中美洲等世界其他古文明的比较研究，红山文化可以为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与多样性提供独特的东方视角，提升中国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
无疑，红山文化的价值是多维而立体的——
在文明探源层面，它以“东方文明的曙光”之姿，重塑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图景；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它开创了“以玉通神”的礼制传统，奠定了龙图腾的早期形象，展现了先民非凡的审美与哲学思考；在社会演进层面，它提供了神权古国的早期范本，揭示了礼仪制度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核心作用；在当代，它更是我们连接历史与未来，增强文化认同与自信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