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本报资料片
柯棣华。本报资料片
傅莱（右）。本报资料片
本报记者 姜艳 李冬云
千千万万中国勇士的鲜血，浸染了世界反法西斯前线高扬的战旗。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丰碑上，也永远镌刻着一个又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英名。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奥地利医生傅莱……抗战爆发后，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与中国的勇士并肩战斗。他们以超越国界的大爱，在无情的战火中救死扶伤，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白求恩
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
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白求恩墓前，一座白求恩全身汉白玉雕像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
“在燕赵大地这片红色沃土上，白求恩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舍生忘死，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河北省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会长杜丽荣介绍，白求恩在中国战斗生活了22个月，其中在河北达14个月，足迹遍及平山、灵寿、唐县、阜平、涞源、易县、顺平等地。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人，世界著名胸外科医生。1938年1月，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他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到中国支援抗战。在延安，他郑重地把加拿大共产党的证书交给毛泽东，要求到前线去。同年6月，白求恩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军区卫生顾问。
到达根据地的第二天，他就去了后方医院，在那儿视察了一周，往返百余里检查了散住在山区农村的520多名伤员。在之后的一个月中，他奔忙于各地，先后为147名伤员成功实施手术。除去在路上以及吃饭、睡觉的时间，他平均每天做5例手术。
1939年初，贺龙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从晋西北挺进冀中。为保障一二〇师和冀中部队协同作战，聂荣臻命令白求恩率医疗队跟随贺龙一起行动。短短4个月里，白求恩在冀中行程750公里，做手术300余次。
在晋察冀根据地，白求恩不畏艰苦的生活环境，奔走在崇山峻岭，出入于枪林弹雨。他开展巡回医疗、战地救护，编写教材、讲课授技，组建模范医院，创办卫生学校，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卓越的医疗技术，满腔热忱地为抗日军民服务。
白求恩生前经常提到两句话：一句是“对抢救伤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另有一句是“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去”。他把伤病员看得比亲人还要亲，曾三次为伤员输血，并亲自为重伤员操办伙食、喂饭、端大小便，将衣服、被褥让给他们。
白求恩曾4次带领医疗队到火线工作。1938年11月底，参加广灵公路伏击战时，他将手术站设在离火线仅12里的地方。他不顾附近炮弹爆炸，专心致志，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做了71台手术。在1939年4月的齐会战斗中，白求恩又把手术室设在离战场3公里的一座庙里，持续工作69个小时，给115名伤员做了手术。
在白求恩纪念馆内，有一张白求恩在小庙中做手术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弯着腰，正在聚精会神地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士做手术。这个小庙就坐落在涞源县孙家庄村，这是白求恩最后战斗的地方。
1939年10月，在摩天岭前线抢救伤员时，白求恩在手术中不小心划破左手中指。后来给一个外科感染伤员做手术时，不幸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凌晨，在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
杜丽荣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扬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称赞白求恩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白求恩这种精神从许多方面可以表现出来。尤其他的遗嘱，令许多人潸然泪下。
在病情危重之际，白求恩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两张行军床、两双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骑马的马靴、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白求恩逝世后，葬在中华大地上。他的精神也永远留在了这里。
柯棣华
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
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还安葬着一名外国医生。他是印度人，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就是毛泽东盛赞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代表、援助中国抗战的柯棣华大夫。
柯棣华，1910年出生在印度。1938年6月，柯棣华和印度其他5位医生组成赴华医疗队。1939年2月10日，医疗队到达延安。
“为了表达援华的决心，他将原名柯棣尼斯改为柯棣华。从此，柯棣华的名字便与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阎丽介绍。
1939年9月，日军加紧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在战争最为残酷的形势下，柯棣华坚决要求到前线去。从11月4日起，柯棣华和印度医疗队的同伴们，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走遍了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等地，数次穿越敌人的封锁线。
1940年8月，柯棣华来到唐县葛公村的晋察冀卫生学校。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后，柯棣华奉军区司令部之命，前往军区南线，负责阵地救护工作。在一次为期13天的战斗中，柯棣华医疗队将手术室设在离火线很近的地方，废寝忘食地抢救伤员，共接收了800余名伤病员，其中施行手术的伤病员达558人。
聂荣臻对柯棣华有个很高的评价：“他不顾个人安危，将手术站设立在离前线的最近处。在一次战斗中，他为了抢救伤员，三天三夜未曾休息。以忘我的精神为伤病员服务，柯棣华大夫是个突出的典型。”
1941年1月，柯棣华正式参加八路军，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兼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他全力抢救伤员，并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以摸索方法治疗当时在边区流行的传染病。
“在晋察冀的两年多时间里，柯棣华始终以白求恩为榜样，工作上极其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其热忱。”阎丽说。
柯棣华不仅从事医疗工作，还从事教学训练、编写讲义，担负着行政和政治工作。在日军向根据地残酷“扫荡”的情况下，柯棣华经常沿着山谷峻岭，一边作战，一边护理伤病员，以惊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一切艰险。
1942年7月，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柯棣华曾在1940年8月患上绦虫病，并在1941年6月转成癫痫，但他仍忘我地工作。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的癫痫病再次发作，在唐县葛公村逝世。
柯棣华逝世后，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挽联：“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傅莱
从来没把自己当成过外国人
在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的傅莱之墓，傅莱的半身汉白玉雕像静静伫立，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辗转万里投身中国革命事业 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神”。
“这位‘洋大夫’的足迹遍及晋察冀边区的山山水水。”阎丽介绍，在中国的65年里，傅莱不但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也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曾被称为“活着的白求恩”。
傅莱，192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底，为躲避纳粹的追捕，他踏上了驶往中国的客轮。不久，他在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护送下来到晋察冀根据地。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傅莱这个名字是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取的，并说：“你是追求自由找到八路军的，叫这个名字很好（傅莱是德语自由的谐音）。你有医学方面的特长，先到八路军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去当老师吧！”
傅莱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终其一生都在使用。对继续从事医学工作的安排他非常愿意，不久，他便拿着聂荣臻亲笔签署的任命书来到白求恩卫生学校。
这个学校当时位于唐县葛公村。在执教期间，傅莱付出了几倍于别人的努力。1942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和残酷“扫荡”，边区军民的生活陷入严重困难之中。在艰苦的生活和残酷战斗环境中，傅莱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战斗在前线，一边教学，一边参加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工作。
在1943年的一次日军“扫荡”中，许多伤病员被日军炮弹炸起来的土石埋住，大家急忙抢救。傅莱没有工具，就拼命用双手挖。手上的皮都烂了，血肉模糊，但他没吭一声。
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流行麻疹和疟疾，傅莱结合自己的传染病知识，并虚心向老中医学习，形成一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用针灸治疗疟疾，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经过他的推广，许多群众和战士都学会了用缝衣针针灸治疗。
在经受了各种考验后，1944年，傅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傅莱从晋察冀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1945年初，傅莱带领两位助手，自己动手开始研制青霉素。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他们开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粗制青霉素。这对于缓解我军用药困难，尤其是对于减轻战士外伤感染发挥了巨大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许多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先后离开中国，但傅莱放弃了回国计划，决定留在仍需要他的中国。
“虽然有着标准的西方人长相，但在傅莱心中，从来没把自己当成过外国人。”阎丽说，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傅莱积极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完成了从一位国际友人到中国人的转变。
2004年11月16日，傅莱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遵照他的遗嘱，傅莱被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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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1938年7月底，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俘虏了杉本一夫，随后他被安排住在涉县王堡村。这期间，他看到许多村庄被日军烧毁、村民被日军杀害。他终于发现，“皇军”对中国人民是多么凶残。1939年1月，杉本一夫等三名日本人宣布加入八路军，11月在山西辽县（现左权县）组织成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不久，日本人反战的旗帜插遍了燕赵大地。1940年6月，松井英男等在涉县成立了觉醒联盟太行支部，随后冀南支部、冀鲁豫支部、冀中支部、晋察冀支部、冀东支部相继成立。1942年8月，觉醒联盟统一更名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文/本报记者 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