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重温晋察冀文艺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格外具有历史借鉴价值与现实启示意义。晋察冀文艺史是抗战文艺的缩影，它彰显出文艺在民族危亡时刻无可替代的“思想武器”属性，发挥着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审美意识形态功能。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作为全民抗战史和民族革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晋察冀文艺史不仅是一段历史记忆，更是一种精神传承。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担当与奉献，凸显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抗战期间，燕赵大地聚集众多文艺精英，涌现出诸多红色经典，形成了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为中国文艺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宣言，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八路军总部作出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部署。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在以五台山地区为中心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处创建了华北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位于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战争异常激烈、残酷且频繁。面对华北日寇的“围剿”“扫荡”“清乡”等暴行，根据地军民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不畏牺牲，充分彰显出燕赵儿女“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坚定革命意志。与抗日战争的展开和政治攻势的加强相适应、相配合，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创作骨干纷纷奔赴晋察冀边区，使得这里的文艺组织机构和文艺传播设施得以迅速建立健全，文艺创作实践和群众文化活动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抗战初期，抗战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抗大二分校文工团、120师战斗剧社等文艺团体相继来到晋察冀。鉴于当时抗战形势转入新阶段，文化动员任务日益艰巨，为集中力量起见，晋察冀边区文化工作者救亡协会于1939年2月召开临时代表大会。经与会者讨论，一致通过将该协会更名为“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文救会”），统一各地分会名称，重新确定各级组织系统及新阶段的工作方针，并决定利用春节农村文娱活动机会，发起抗战宣传周，发行通俗小册子，编制街头剧、活报，发动各剧社下乡演出。
在晋察冀文艺运动发展初期，“文救会”实际领导着边区美协、剧协、音协、文协的文艺活动，并于1939年2月、6月分别召开边区创作问题座谈会和边区大型戏剧问题座谈会，对边区文艺指导思想和创作方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使敌后抗战文艺真正成为“晋察冀军民大众的精神食粮、战胜日寇的一支有力的文化正规军”（聂荣臻《在边区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0世纪40年代初，“文救会”不再担负整个边区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任务，而更侧重于乡村文化特别是村剧团的建设。在众多新成立的文艺团体亟须加强统一领导的形势下，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边区文联”）于1941年6月成立。会议推举成仿吾、沙可夫、何干之、周巍峙、邓拓等15人为主席团成员，选举史立德、王林、田间、沃渣、崔嵬、杨朔、丁里、卢肃、金肇野、梁斌等23人为执委，孙犁、周而复、汪洋等5人为候补执委。沙可夫报告了文联成立的意义，成仿吾对文联提出殷切希望。会议还发布了边区文联的成立宣言和工作纲领，并就文联成立通电全国文艺界，欢迎新文化战友到晋察冀边区来。
本着“巩固与扩大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一切抗日的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为建设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而奋斗到底”的工作纲领，边区文联从文救会手上接过接力棒，负责统领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协会及其他文化团体的工作。此后，边区文联还筹备举办了第二届边区艺术节，发布了艺术节宣传大纲，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展文艺创作运动，用艺术之武器打击敌人，为敌后抗战文艺作出突出贡献。
如果说，完善的文艺机构、明确的指导思想，为边区文艺运动持久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那么各种文艺传播设施、传播媒介的创建与完善，则有力推动并保障了边区文艺创作的繁荣。
抗战初期，面对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经济封锁，边区文艺工作者在物质条件极度艰苦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激活了“墙壁文艺”这一传播手段。街头诗、街头剧、墙头歌谣、墙头小说等文艺样式一度风靡整个晋察冀边区，并形成声势浩大的街头文艺运动。特别是以田间为首的战地社和钱丹辉领导的铁流社所发起的街头诗运动，不仅创作产量十分可观，而且艺术质量尤为上乘，“真可以说‘盛极一时’，简直达到‘触目皆是’的程度”（沙可夫《晋察冀新文艺运动发展的道路》）。孙犁在《1940年边区文艺活动琐记》一文中这样描述当年的街头诗运动盛况：“这里没有数字，因为每个村庄街头上都有街头诗。如果要数字，那就是边区全部的村庄，全部的墙壁。”
随着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好转，各种油印、石印和铅印的文艺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仅1938年初边区出版的报刊就多达50余种。在文艺刊物中，1938年3月，冀中区创办了《红星》杂志。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论》等理论文章便集中刊发于此，他也因此被誉为“冀中的吉尔波丁”。同年10月，《抗敌报》（1940年11月更名为《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海燕》创刊。在发刊词中，编者掷地有声地宣告：“在粉碎敌人围攻的残酷战斗中，我们的《海燕》就这样和大家见面了。抗日的阵营中，任何一个岗位在总的任务上都是一样的，在文艺领域里，我们要把笔尖化作一柄长剑，对准敌人的胸膛！”及至1948年底，有关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各类杂志、副刊、画报、专集共计百余种，且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喜人态势。代表性刊物有西北战地服务团创办的《诗建设》、边区文救会发行的《边区文化》、华北联大出版的《文化纵队》、铁流社编印的《诗战线》、冀中新世纪剧社主办的《新世纪诗刊》等。此外，边区还出现了《长城》等综合性文艺月刊，以及大型美术类刊物《晋察冀画报》，这些报刊作品内容之精深、制作之精良、印刷之精美在全国范围内亦属罕见。
伴随着文艺大众化实践的不断深入，晋察冀边区的文艺评奖活动也逐渐丰富起来。1941年11月，为粉碎日寇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边区文联与边区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联合开展了军民誓约运动征文活动。到1942年4月，评选出两批次共计188件作品，极大调动了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创作热情，充分彰显出边区文艺取得的创作实绩。随后，边区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又相继公布1942年各季度优秀作品名单共计60种。这些评奖活动，无疑成功地推动了“将文艺大众化理论落实到文艺创作实践中去”（抗敌报社论《目前边区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的历史进程。
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更加自觉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抗战精神，关注社会现实，创新表达方式，用心用情用力创作出更多贴近人民、反映时代的新大众文艺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