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第一次到石家庄，深深地感到，原来诗词离河北这么近。
唐代诗人韩愈在《送董邵南序》开篇就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慷慨悲歌自此成为燕赵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可以说，中国文艺慷慨豪迈的审美传统正是在这里得以发扬光大。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说，中国的南方派是散文的文学，北方派是诗歌的文学。诗歌与北方在许多理论家那里，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相对而言，北方天气寒冷，所以北方人“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包含燕赵之地的大北方为慷慨悲歌的地域文化和地域气质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乐府诗中有个题目叫《燕歌行》，“燕”即指今天以河北为主的地区，而悲壮则是《燕歌行》的一种基调。追溯其根本，这种悲壮是建立在深厚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之上的。一首诗歌，如果与时代、国家以及国家的未来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当然是厚重的、值得敬重的。
带着这样一份敬重之心，我来到河北，想起唐代诗人高适《燕歌行》中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四句。高适是河北人，这种沉痛中带着愤怒、无奈中饱含悲情的句子，就是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边塞极为常见的历史现场和情绪缩影。如果失去了这种风格，遮掩了这种情感，那就是不完整、不圆满、不阔大的唐诗。
“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也是河北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唐诗的兴盛也有河北人的功劳。让李白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崔颢，祖籍博陵安平（今属河北衡水）。钱钟书论诗非常推崇“三陵”，其中的王广陵，也就是王令，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北）。我站在河北的土地上，隐隐地为河北感到骄傲。王国维认为，诗歌有大境有小境，我想河北能为当代诗歌增添更多大境、宏阔之境与无我之境。王国维曾强调，无我之境只有豪杰之士才能造就，而燕赵大地从来就不缺豪杰之士。
今天的诗人无法回避的还有人工智能技术对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重建诗人的自信？就当下情况而言，我认为文辞、意象、基本体式以及普泛性的情感，或许可以由人工智能替代。人工智能在抓住主要数据、基本情感和基础格局方面，确实呈现出强劲势头。但在诗歌面前，人工智能所能利用的高段位空间还十分有限，它可能会对“一般”诗人有所冲击，对“一流”诗人基本不造成影响。
原创是诗歌的生命，人工智能的综合与组织能力，终究不能替代原创的能力。如果我们让人工智能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歌，它当然可以写出春色满园、花团锦簇、万紫千红，渲染出春天的诗意和热烈，但不可能写出“红杏枝头春意闹”的独特现场感，也写不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只有这样的诗句才是诗歌不可替代的个性、生命和灵魂。没有灵魂的诗歌不能称之为诗，只是一种符合文体规范的词句组合而已。
2024年年初，我曾到广东潮州的汛洲岛开会。正月的广东沿海，丝毫不见萧瑟，我因此填了一阕《醉花阴》，下阕是这样写的：“我今且问春词稿，竟是谁来草。莫管满庭芳，帘外芭蕉，只认东风道。”
我们平时都是读书作文的人，但立在海岛上，忽然对天地这篇大文章有了非常直观的看法。我们笔下的文章在天地这篇鸿文面前显得过于渺小。而春天这篇大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呢？是由一年一度的春风在随意挥洒之中写成的。人工智能把春天写成似曾相识的模样，其实每一个地方的春天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诗歌才有意义，就像不一样的春天才有意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