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宏
7月11日，是姥爷孙犁离开我们的第二十三个年头。时光荏苒，那些与他共同生活的温馨片段依然清晰如昨，常在脑海浮现，挥之不去。
姥爷膝下八个孙辈，我排行老大。1973年至1979年，我在天津工作六年，与姥爷有着频繁而亲密的接触。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都会去看望他。我们聊天、散步，有时我还会陪他一起修补书页、清理书架；我也亲眼见过他修改稿件，用毛笔撰写文章。那段时光，是我感受祖孙情谊最深切的岁月。
那是一栋老旧的房子，我站在门前台阶上往里望，总能从右侧窗户看到姥爷坐在方桌前的身影。推开门，就会看到姥爷坐在泛黄的藤椅上，戴着老花镜，手臂套着洗得发白的蓝色袖套。桌上摆着糨糊、剪刀、细砂纸与牛皮纸信封等。他常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包装纸剪下、抚平、存放，用作包书材料。他曾说：“每逢我坐在桌前包书，心情就非常平静而愉快。”
1988年8月，姥爷从天津市和平区多伦道216号的大杂院，搬到了南开区鞍山西道学湖里的楼房。说到搬家，他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书籍。
一天上午，舅舅孙晓达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告诉我姥爷点名让我去帮他整理刚搬入新居的书籍。我知道姥爷一向不愿麻烦别人，这次肯定是遇到了真正让他挂心的事。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动身，下午赶到了天津。
刚进新家门，映入眼帘的是堆满房间的20多个大纸箱。姥爷告诉我，这些书几经辗转，搬家时间也是一拖再拖，就是担心它们受到损坏。所幸搬家前，舅舅和老姨找人将书籍小心装箱打包，并专程护送过来。
姥爷笑着告诉我：“我信得过你这位大外甥（老家称外孙），特意让你过来帮忙归整这些藏书。”
次日早饭后，我们开始整理。姥爷用了几十年的旧写字台上，放着一个白色陶瓷盘，里面整齐地放着一副白线手套。他笑着说是为我准备的，因为书籍纸张脆弱，汗迹容易使其变黄。这份细致和珍重，正是姥爷对书的态度。
按照姥爷的安排，我戴上手套，端起盘子准备装书。他缓缓打开纸箱，低声说：“我们先整理古籍线装书。”他叮嘱我一次只能搬一本，以免压坏脆弱的纸页。他亲自捧出第一本线装书，小心放入盘中，陪我走到书柜前，教我如何摆放书籍，有线的一侧朝内还是朝外。
整理过程中，姥爷一边整理一边讲述线装书的妙处：字大行疏，适于阅读，轻巧灵活，便于翻阅。
一本又一本，一趟又一趟，整整一个上午，仅装满半个书柜。午饭后，我们继续“作战”。有时他没注意，我会偷偷多装几本，以图加快速度。如今想起当时那点小聪明，心中不免羞愧。
姥爷爱书如命，家人不得随意触碰。他极少借书给别人，怕损坏，每次读完书必放回原位，井然有序。他每日绕着书柜踱步，边走边看，如同检阅整装待发的士兵。每柜藏书，他皆了然于心。
姥爷也鼓励子女多读书。他有一个专为家人和朋友开放的新书柜，被我们称为“公共书架”，都是全国各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寄送的书籍和报刊等，家人是可以自由翻阅和带走的。每次去姥爷家里玩，他先是和我聊聊天，接着说：“小宏，你去挑几本书自己看吧。”说完就去忙他自己的事。
老姨孙晓玲受姥爷影响极深，尤其爱阅读。姥爷送给她不少书籍，特别是女作家的作品，如丁玲、冰心、杨绛等。姥爷曾对我说：“你老姨看书神速，一目十行。一本厚厚的书，一两天就读完了。”
第七天，纸箱所剩无几。看着一排排藏书整齐排列在书柜里，我心中油然升起一份成就感。
这些书在我手中分门别类，悉数归位。还有一类特殊藏品——姥爷亲制的“书衣文化”。他用旧挂历、书信包装纸包书，亲题书名，有时还在封皮上记下购书经历、版本优劣，或是生活杂记、心中感怀。
前一阵，家人在整理书柜时竟发现了几乎被遗忘的有趣的书衣文录。封皮上写道：“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石家庄大外甥来帮我整顿搬家后的东西，我给他一些笔记本，他只要外边的套子，不要芯子。现在年轻人不缺纸用，余收用之。八月廿一日晨装并记。”
一本本书，如一个个生活容器，封存着岁月温度与心灵痕迹。在归整书籍的过程中，我仿佛与姥爷展开了一场无声的心灵对话，倍感温暖，也倍感荣幸。
环顾新居书房，面积虽小，不如多伦道老屋高敞，但各式书柜整齐排列，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痕迹，那些承载着时光重量的书籍，早已镌刻下姥爷人生旅途中经历的坎坷与辉煌。从短篇小说《荷花淀》的墨香初绽，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的创作高峰，再到重拾笔耕、浴火重生的晚年奇迹——这每一柜书卷，皆见证着他在文学田野的深耕与收获。
书房中还有两个较新的书柜，是我父母1983年在石家庄请木匠手工打造的。姥爷在所有书柜玻璃门上贴上白纸，使书房更显整洁、朴素。
这些年，我常常想：若姥爷还在，若还有一次整理书籍的机会，他一定还会想到我。
亲爱的姥爷，您在天堂能否听到我的心声？我仿佛又听见您那熟悉爽朗的“孙犁式”笑声……
姥爷，我的的确确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