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永
裴福刚的诗歌沉稳而不失突围之心，温润而兼有对生活审视的锋芒，这在他的新诗集《避雨记》中体现得较为鲜明。诗集分为三辑。第一辑“月亮的来信”，对现实生活和个性阅读体验进行诗意介入，或哲思或辩驳，呈现生存与写作的纯粹；第二辑“耳鸣者”，用“小我”打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对生活本质进行追问，并试图对自我重新发现和确立；第三辑“东北街12号”，以故乡为写作地标，构筑精神原乡的同时，展现乡村传统生活的文学风貌。
诗歌是生命的艺术，是生命与词语的相互照看。在裴福刚笔下，诗人形象并没有非凡的魅力：“而我/自以为是的诗人，夹在等公交的队伍里/也将荒废一个湿漉漉的傍晚”（《梧桐树下》）；“一直确信自己的存在：走窄路，撞南墙……我的挣扎来自于此：被日常捆住的黑衣人/在心中晾翅，点水，做一个旷世高手……直到骨头耗尽磷光/我仍在练习如何刺出空瘪的剑气”（《行刺》）。这里的“挣扎”，是对诗人形象的主动认领，也可以说是对“去成为”的承担。因此他说：“我想让愚蠢/成为尘世珍贵的光。”（《倒立》）
与此同时，他对诗歌写作又有着自信、骄傲，甚至雄心：“乔木茂盛。光/无法到达的地方/我用笔写下”（《夏日俳句》）；“我的一生都在浩瀚里挣扎/每写下一行句子/都把自己向星辰推了推”（《沉重的表达》）。这些诗歌呈现着诗人不断自审的写作状态，融合着执拗与倔强、高傲与自信，而这恰恰体现出诗人的真诚以及对于诗歌命运的担荷：“多年来，我写下的全部不过是一只空碗/盛满冷空气和形而上的赞美……我唐突，无用，真实，稀薄/我不打算让别人代我承受。”（《我为何不使用笔名》）
在前两辑中，部分诗歌标题与内容充满张力，主观意象繁密，意象跳跃幅度较大，使得语言撑开更大的理性空间，容纳的经验更加丰富、复杂，为诗歌带来多义性。诗人通过对自我叙事的戏剧化处理，努力摆脱平庸的现实，在诗句中重塑自我身份和审美尊严。而在第三辑中，诗歌的语境则相对澄澈。这些诗写了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姑姑等亲人，也写了小镇的正午时光、黄昏、夜空。它们是对时光的挽留，也是对精神原乡的依恋与重塑。这些诗具有自传性，具有经验穿透力和情感力量，甚至是对诗人进行精神分析的材料。
诗人写到对于故乡和亲人精神债务难以偿还的怅惘，“我尚欠田野和走远的亲人一次回眸/秋天就彻底摊开了身体/像蔚蓝的大海撤回了汹涌的涛声”（《鲸落》）；也写到对遗忘的抗拒和精神的溯源，“原谅我的不敬吧，亲爱的祖母/带着你美好的姓名，请到前面来//听我一字一顿地读，音节里的美德/看我一笔一画地写，就像写下/天空和祖国”（《金玉凤》）。“暮色把小镇浓缩，空中两只闪烁的眼睛/可能是变电塔的灯光，也可能是/一只高飞的山鹰，驮走一尊隐身的神”，最后的意象突如其来，陡然抬高了诗歌中的空间和诗歌意境，也增加了故乡的神秘性。确实如诗人所说，“犁辕山自带光环”，消解着恩怨，给人以慰藉的同时，也给予灵魂的安宁。可以说，“东北街12号”以及诗人反复书写的“犁辕山”既是地理的空间，又是心灵的乌托邦。
说到底，诗歌是灵魂的袒露，这既符合“修辞立其诚”的古训，也是诗歌有效性的依据。《避雨记》本身就不乏隐喻的意味，诗歌可以为诗人避风雨以取暖，但又不是逃避，风雨打湿的灵魂是诗性的来源。这部诗集中，诗人不惮于袒露对于诗歌何为的纠葛，自我暴露精神的源头和情感的怅惘，都是对于潮湿灵魂的晾晒。
诗人简介
裴福刚，河北宽城人。作品发表于《诗刊》《民族文学》《诗选刊》《诗歌月刊》《草堂》等期刊，并被收入多种文学选本。著有诗集、随笔集、长篇报告文学等，诗作入选河北文学榜2022年诗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