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事实证明，凡是在某个领域真正星光闪耀的人，都曾背负过生活的重量。
在当代翻译家里，傅雷是极为耀眼的名字。他在37年时间里，翻译了500万字的译文，共30多部，涉及文学、美术、音乐、政论诸多领域，数量之巨让人惊叹。在这些译作中，巴尔扎克的十多部作品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巨人三传》最为知名。傅雷先生逝世多年后，其儿子傅敏编辑的《傅雷家书》也流传极广。人们着迷的不仅是傅雷在信中阐释的家教理念，还有那洋溢着诗情和哲理的文字。
殊不知，傅雷先生卓越成就的背后，是其非同常人的背负。
傅雷先生翻译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时，上海已经沦陷。他“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选择翻译这部作品，并非出于市场考虑，而是期待一个个热血青年“在绝望中重新燃起生的希望”，寻找反抗外敌的道路。在他看来，比国土沦丧更可怕的，是人心的塌陷，只要人心不死，国土终究有被收复的一天。
傅雷先生以翻译法国作家作品见长。其实，他早年的法语并不好。1954年4月7日，他写信给远在国外的傅聪，专门谈到这件事：“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岁出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和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文，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
勤奋成就了他较高的外语水平，同样塑造了他文学修养的高度。傅雷先生经常阅读法国作家作品，了解其长处，明白自己的短板所在；他也喜欢阅读中国作家作品，有意捕捉汉语中一些精妙用法，在自己的译文中化用。傅雷先生的翻译，因此自成一派：优美、流畅，富有神韵，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傅雷对自己译作的要求，完全可以用严苛概括。动笔之前，“熟读原著，不厌求详”“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一旦动笔，他会对原文的遣词造句细心揣摩。为了解《贝多芬传》的创作缘由，他专门与罗曼·罗兰通信；为弄懂《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中的几处用语，他与法国友人反复商讨，清楚了才定稿，还特地加了注释。
1942年，他曾翻译法国作家杜哈曼的《文明》，不太满意。1947年3月，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一顿”，交给南国出版社出版。20世纪50年代，傅雷先生翻阅自己十年前的旧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感觉不理想，从1952年6月到次年3月，花了大半年工夫，特地校订修正了全书，直到“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才放手。
一直不相信，世界上有轻松的成功。生活中确实有大器早成的人，比如唐代的王勃、宋朝的苏轼，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少下了功夫。事实证明，凡是在某个领域真正星光闪耀的人，都曾背负过生活的重量。敢于背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得大量消耗心神、精力；有时，还得牺牲可能得到的物质利益。然而，播种、收获有着内在关联。有的人主动追求难度，力争在人所不及的生命海拔上，放射出持久的光芒。傅雷先生如此，当年的司马迁、曹雪芹也是如此。历史与现实中，一切成就大功业的人，莫不如此。
名利也好，享受也罢，都可能在某些时候遮住自己的双眼。有趣的是，时间却很公正，它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