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动舞台演绎老北京胡同里的家国命运

□穆 兰

6月28日、29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并演出的经典话剧《四世同堂》在石家庄大剧院上演。这部剧自2010年首演以来，已在全国70余座城市演出300余场，受到广大观众和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这部经典话剧在艺术上有何动人之处，且听业内人士娓娓道来。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通过描写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抗战经历，展现了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2010年，导演田沁鑫用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新现实主义手法首次将其搬上话剧舞台，以纯正的老北京味儿、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经典的故事，揭开了那段令人难忘的民族记忆，让观众在3个小时的时光中沉浸于80多年前的家国命运，重温那段破碎疼痛的岁月。

小说《四世同堂》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涉及130多个人物。将80余万字的小说《四世同堂》搬上舞台，改编成演出时长3个小时的话剧，实非易事。不但要灵活切换场景，表现各家故事，还要最大限度展现原著中北京风俗长卷的味道和韵致。这如同在丰收的果园里面摘果子，要懂取舍、重挑选，才能把好果实呈现出来。话剧《四世同堂》对原著枝蔓进行删减，最终保留了30多个角色。

话剧改编既保留了原著精华，又呈现出新意。日伪统治下的北平黑云压城，暗流汹涌，而祁老太爷牵挂的只是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这种颇具黑色幽默的反差，确定了叙事和人物塑造基调，从人物自身的幸福感着眼和入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和家庭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单位。四世同堂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庭结构，代表了家族的长盛不衰和繁荣兴旺。这种家庭结构不仅代表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也体现了传统价值观中对家族传承的重视。因此，四世同堂并非祁老太爷一个人的理想，而是中国人的普遍理想。祁老太爷的愿望蕴含着小羊圈胡同的人们对和平安宁的渴望。一个朴素的愿望在乱世当中难以企及，构成了讽刺主义的悲剧表达。

作为京味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老舍先生的作品做到了“让北京人说北京话，用北京话叙述北京的故事”。在话剧《四世同堂》中，除了北京话里常见的如铁瓷、邪乎、怂包、掰扯等，还巧妙运用了谐音、儿化音、歇后语等，让整台演出京味十足。

比如在第一幕中，祁老太爷提醒瑞宣该备点儿煤炭：“我就看不惯你给她起的这个受累的名字，韵梅（运煤）。”此时舞台上的瑞宣妻子韵梅以为老爷子叫她，便大声答应了一声，现场观众一片笑声。再比如面对大赤包和桐芳一会儿闹不和，一会儿统一针对自己，冠晓荷说：“哟，今儿是什么日子口儿呀？让二位夫人如此同舟共济……”“怎么茬儿，这刚同了船就要跳河？”儿化音的大量运用，不仅凸显了角色性格，更体现了北京人的幽默诙谐。

胡同中的各家各户，祁老太爷、钱默吟、祁瑞宣、韵梅、祁瑞丰、胖菊子、冠晓荷、大赤包、尤桐芳、冠招弟、蓝东阳、小文夫妇……话剧《四世同堂》从原著中保留了30多位主要人物和串场人物，在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的有机互动中，故事讲得丰富有层次，人物刻画得生动鲜活。

舞台表现上，以祁瑞宣为代表的正面人物朴实善良、隐忍大度。演员内敛的表演方式，把祁瑞宣压抑苦闷却不敢明言，为了祁老太爷的愿望孝顺恭谨、小心翼翼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知识分子钱默吟脆弱与挣扎、懦弱与正直纠结在一起。韵梅的善良体贴和任劳任怨，与祁瑞宣的形象形成高度统一。而反面人物，则运用了夸张的肢体动作和语言，充满嘲讽的漫画风。如阴险狠毒的大赤包、弯腰驼背的蓝东阳、爱贪小便宜的胖菊子等都表现出旧派市民身上弥漫着的痼疾。各家内部也不是以家族为单位的脸谱化，于是就有了祁瑞丰追随冠晓荷想混个一官半职，冠家二太太尤桐芳跟钱先生学习新思想，找到了自己的路……人性在特定环境中的复杂性立体地呈现出来。

话剧《四世同堂》运用舞台空间的延展，一方面最大程度地还原了老北京胡同，另一方面为有限的舞台空间创造出更多叙事可能。舞台上的道具和置景并没有大的改变和调整，置景调度的灵活和青纱帐的运用，让舞台呈现出更丰富的层次。房屋布局可以靠推动来移步换景，门窗和墙壁为半透明的青纱帐，观众可以看到屋内穿梭的人物。演员在表演间隙推换场景，达到蒙太奇般的效果。祁家、冠家、大杂院等场景，根据剧情需要随时转换，在冠家又用屋套屋的形式展现。在几扇门的开开合合中，剧中的人物进进出出，戏剧冲突在人物的嬉笑怒骂中一个个凸显。

田沁鑫导演在每一幕前加入了说书人的角色，以“老舍先生说”开场，交代背景，铺陈情节。这种形式犹如中国传统戏曲和曲艺表演中的定场诗，不仅引导观众走向下一幕戏，还加入了一些巧思与观众互动，带动观众有效共情。

（作者系石家庄市文化艺术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