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立
如果说个人史就是国家史，家族史就是民族史，那么一所大学的抗战史就是当年四万万同胞的抗战史。六集文献纪录片《一所大学的抗战》，依托大量珍贵翔实的史料，辅以实地走访实地考察，真实再现了以茅以升、杜镇远、龚继成、赵祖康为代表的西南交通大学师生，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师生离散之时自救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播撒文明的种子，弦歌不辍；他们投笔从戎，出没于硝烟烈火；他们利用专业所学，蘸着血与汗谱写了一所大学的抗战之歌。
西南交通大学1896年创建于山海关，前身是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此后屡迁校址，数度更名。1905年迁往唐山，更名为唐山铁路学堂、唐山交通大学等。后迁往四川，1972年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128年的办学历程中，这所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以茅以升、竺可桢、黄万里等为代表的栋梁之材。从1916年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亲书“竢实扬华”匾额以作鼓励肇始，形成了“竢实扬华 自强不息”的交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莘莘学子，焚膏继晷以竢学有所成，扬我中华。该校在八十多年前就开始全英文教授工程技术专业课了。正如曾担任朱德、彭德怀秘书的刘文华总是随身携带软铁米尺、对标尺一样，在抗战时期的交大学子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工程师的梦。
纪录片《一所大学的抗战》别出心裁地以该校招收的第一名女生朱颖卓为切入点，通过对陈大锳、朱颖卓夫妇的女儿——陈德蔚的访谈，将抗战期间交大师生“弦歌不辍 抗战有我”的心路历程连接起来，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处于教育部和铁道部交接不明晰的状态，学校在内迁与重建中大量经费需要自筹，只能自救图存。抗战期间，学校迁往少数民族聚集的贵州山区，可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办学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一部分学生投笔从戎，在军中担任翻译，陈纳德的“飞虎队”、远征军的前线战地医院等，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还有一部分人利用所学专长，在抗战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钱塘江大桥、滇缅公路、呈贡机场、云南驿机场等。这些工程不仅在中国抗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团结各国人民的纽带作用。
广大师生在迁往贵州的途中，一路播撒文明与知识的种子，唤醒民众救亡图存、抗战到底的决心。师生们筚路蓝缕的迁徙之路，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气节。在平越（今贵州福泉），留学归来的教授放弃上海的高薪，和大家一起共渡难关；教室条件简陋，学生们就用竹篮挂在小桌子下存放书籍；课堂没有电灯，就燃起古老的桐油灯……即便条件如此恶劣，全英文授课制度却不曾改变，每周考试成绩照样张榜公布，差一分也无法毕业。
在片中，无论后人的回忆访谈，还是史料挖掘，都可以看出师生们对苦难岁月不仅泰然处之，甚至有些甘之若饴。在他们心中，能于战火中弦歌不辍就是最大的福报；能用所学知识走上抗战前线，就能抒发最畅意的情怀。没有走上前线的师生，在平越设立民众教育馆，将知识的种子播撒到民众中间。他们有的加入党的地下组织，开书店、印传单、出墙报、搞义卖、排演活报剧，不断唤醒国人抗日的激情。师生们的弦歌不是独奏，而是四万万同胞发出“抗战有我”的共鸣。
纪录片最大的艺术特点在于真实性。《一所大学的抗战》披露了西南交大师生抗战期间“交通报国”的史事。例如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钱塘江大桥的修建。1934年8月，在桥梁专家茅以升主导下，钱塘江大桥开始动工兴建。1937年9月和11月，铁路和公路桥相继建成通车。钱塘江大桥不仅是一座桥，更是一种见证。在淞沪会战最关键的时候，它把抗日部队和战备物资送到上海前线；在淞沪会战结束之际，军队和难民通过它转移到安全地带。1937年12月23日，为阻断侵华日军南下，茅以升配合军方把刚建成不久的钱塘江大桥炸毁。心痛之余，茅以升愤然写下：“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命运多舛的钱塘江大桥终于在1953年彻底修复。
在该片中，我们看到李温平赶修滇缅公路，龚继成主持修建呈贡机场等。此外，还有道路工程专家、市政规划专家赵祖康，主持修建了西兰公路、西汉公路、乐西公路、滇缅公路等重要交通线，虽积劳成疾，依然写下“久愿风尘殉祖国，宁甘药饵送余生”的诗句以明志。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集中展现了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抗战时期一心报国的真挚情怀。
纪录片《一所大学的抗战》是一次抢救式的历史文献挖掘。纪录片除了展现西南交大师生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外，其现实意义在于回答了“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大学所培养的是胸怀天下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