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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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阿来带来一场关于“新伦理学与自然文学”的精彩讲座。这是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与从知书院联合举办的大型融媒体文化体验活动“跟着大师学美文”的第一讲。阿来从伐林采矿讲起，谈到生态问题，梭罗、缪尔、利奥波德等人的自然文学写作，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自然，以及他在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和中国三江源的行走与写作。虽然讲座只有一小时，但阿来视野宏阔，从文化讲到文学，让我们了解了自然文学的发生、发展，也让我们对中国的自然文学写作充满期待。
自然文学的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和维吉尔的《牧歌》。但是如果把自然文学作为文学思潮来看，它无疑来自对工业化带来环境压力与生态危机的反思。自然文学写作的源头在美国，爱默生、梭罗、约翰·缪尔、利奥波德、卡逊、加里·斯奈德等，他们一路向前，使得自然文学的写作成为潮流，并出现了被誉为“自然文学三部曲”的代表性作品——梭罗《瓦尔登湖》、卡逊《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沙乡年鉴》。这些作家的努力其实就是在建立一种“新伦理学”。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只发展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观念。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只是资源，自然也不例外，都是用来开采挖掘以满足人类的欲望。而这些敏感于大机器对于土地的震动，敏感于生态的“恶之花”的文学先行者们，想建立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关系的“土地伦理”。这种新伦理学试图打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将自然纳入伦理道德的考量范围，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2001年出版的《寻归荒野》是国内较早的研究自然文学的学术专著。作者程虹凭借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美国自然文学发展的宏大画卷。该书不仅详细梳理了美国自然文学的历史脉络，更从中探寻自然文学的渊源，发掘其理论资源，史论结合，深入剖析了与自然文学密切相关的概念，如“土地伦理”“荒野意识”等，并论析了自然文学的文本特点及其审美价值、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程虹指出：“从形式上来看，自然文学属于非小说的散文体，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是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言之，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这部著作既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新视域，同时也助推了中国自然文学的写作。
工业文明和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实惠和便利不容否认，但时代同样需要一类人走向“月球的另一面”，带领人们重新对眼前的一切进行审视和思考。在当代作家中，阿来是较早以前就具备了土地伦理和博物学意识的作者。
熟悉阿来的人都知道，他对植物颇有研究。笔者在十多年前因为对植物的喜爱关注了阿来的微博，并在微博上就一种植物请教过他。在写作中，阿来也融入了这种新伦理学。其代表作《尘埃落定》中的主人公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他拥有超出常人的感悟力和认知力。当人们被欲望左右和吞噬时，他却能理性地审视周围，一次次地摆脱灾难，走出危机。而人类的活动亦是如此，无法逃脱自然规律的束缚与惩罚，只有在尊重大地的前提下才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阿来的写作可视为中国当代自然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被称作“自然三部曲”或“山珍三部曲”的《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其写作动机源于现实环境的变化带给他的触动。阿来发现，中国现在面临的环境问题，与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方式有关。他讲述的这三则小人物与自然生灵互相依偎的生命故事，意在引导读者关注自然。阿来倡导一种行走的诗学。他说：“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深入世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写作才可能变得精致又广阔……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他的《西高地行记》中的文章一般具有三个向度，分别对应地质学、文化学、生物学（包括植物学）的知识储备。有了这三个向度，文章就变得立体起来。而《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以成都这座城市的植物为线索，记录了四季花开花落的景象，展现了对物候的关注和体察、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关注和体察。天地有大美，走向辽阔的自然和原始的荒野就是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
阿来对于传统文化和文学中的“自然”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天人感应、道法自然、寄情山水，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特有的风骨。李白所说的“谢公屐”其实有着象征意义——山水诗的创始人谢灵运为了看山水发明了一种爬山的鞋子，鞋底安有两个木齿，上山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便于走山路。这种“谢公屐”象征着深入自然的精神和书写自然的途径与方法。但是在后世的写作中，自然是被忽视的。阿来发现唐代诗人岑参的《优钵罗花歌》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鲜见的一首科学性比较强的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因此，他说，虽然我们有“格物致知”的传统，也有“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教化，但在文学书写中却没有真正施行过。我们虽然也反复书写梅兰竹菊，但是当赋予植物象征意义的时候，其自然意义就慢慢萎缩了，作家只书写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的意象。
阿来还发现，在屠格涅夫等作家的笔下，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超过对人物关系的展示，而我们很多作家只会大段地描写风景，没有形成把自然生命跟人放在等同地位来考量的文学观。甚至，许多中国作家的写作都进入了无名时代，写不出自然环境下花草树木、石头、山峰的名字，鸟也是不知名的。而《古文观止》中很多都是像司马迁《报任安书》这样的应用文，我们今天可以借助在自然中的行走与体察，聆听大地的语言，恢复散文的活力，恢复散文对现实的强大叙述能力。在互联网时代，地球真正变成了一个“村落”，而智能手机又造就了自媒体时代，人人可以分享信息。但网络的发达有时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与自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文学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人们阅读自然文学，从中提高对自然的认识和对人自身的认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精神良药。而中国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也为作家参与自然文学书写打开了新的视野和空间。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文学的写作不是为某地风景代言的软文，也不是其意多在抒写甚或夸耀自己闲适之情、潇洒之态的游记。同时，自然文学的写作需要地质学、物候学、博物学等多方面知识的积淀，其应是超越、多维、融合性的视角，而不是批判、二元对立的单向度的绝对化视角；应有贯通天地的高度与境界，而不是以狭隘的视域、极端的单向度思维降低自然文学的精神维度。像李娟《我的阿勒泰》、张映姝《草木有言》都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自然文学佳作。
正像阿来所说，自然文学的写作者还应具有知行合一的品性。中国读者对《瓦尔登湖》往往有一种误读，以为梭罗就像隐居者一样，要逃避现实。但他其实是想做一个实验，是一种行动。而《夏季走过山间》的作者缪尔是美国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卡逊所付出的努力，则对其后人类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作用和重要影响。这些作家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