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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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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在全国掀起热潮。活动发起的时候，董耀会正在徒步考察长城的路上。
当时27岁的他，决心要做一件大事——开始中国人在万里长城上第一次完整“行走”。从这时起，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城。
40年来，董耀会坚持行走长城、宣传长城、研究长城。万里长城之上，那厚实斑驳的砖石，见证了他怎样的故事？
人物名片
董耀会
著名长城专家
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副会长
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
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
40年没有“离开”过长城
5月10日13时30分，涞源县华中小镇。刚吃完午餐，没来得及休息一会儿，董耀会就急忙走进了一间会议室，这里将举行一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开题报告会。
提前了半个小时，董耀会是第一个到场的参会专家。此时，会议室里还只有项目负责人、燕山大学教授王玉扩一个人。大屏幕上，显示着即将开题的项目名称“长城沿线濒危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与活化利用研究”。
看到董耀会，原本十分紧张的王玉扩松了一口气。“董老师就是我们项目组的定心丸。”王玉扩说，即将开题的项目是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级课题，从课题的论证、立项到落实，每一步都离不开董耀会的指导和帮助。
记者：您最近的行程好像特别忙，在涞源参加完活动，马上还要到内蒙古、山西等地去。
董耀会：都是参加和长城有关的活动，我愿意和更多人交流长城，尤其是年轻人。
1984年5月4日，我和吴德玉以山海关老龙头为起点，开始徒步考察长城，并与两个月后加入的张元华组成“华夏子”考察队，最终于1985年9月24日到达嘉峪关。从山海关迈出第一步开始，我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城。
40年过去了，我已经从青年到白头，但我还是愿意到长城去，愿意讲长城的故事。
我把自己的人生分成了3个30年：第一个30年，自我成长奋斗；第二个30年，为长城保护事业奋斗；现在进入了第三个30年，要陪年轻人成长和奋斗。
长城串联起我的这3个30年，一辈子做与长城有关的事，让更多人了解长城、爱护长城，这给我带来了幸福感。
记者：40年前，您经历508天，行程7400多公里，开始了中国人在万里长城上第一次完整的“行走”，也与长城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当时为什么会有行走长城的想法呢？
董耀会：这件事现在来看确实有它的意义。但对我来说，这件事刚开始时，只是一件“小我”的事。
我18岁高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是当时秦皇岛市电业局的一名普通外线工。但作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精神上支撑着我的，是对文学的热爱。可以说，行走长城的想法，源于我对文学的追求。
记者：长城是您写作的对象？
董耀会：秦皇岛境内的长城很多，我到野外架设高压线路，经常能看见长城，自然而然地就想写一写长城。
在高压铁塔上，看到山间蜿蜒曲折、城墙残破的长城，我的内心会充满感动。因为我看到的不仅是眼前的荒山野岭、残垣断壁，还有无数的生命。曾经有多少人在这里建设长城、戍守长城，它不是一直这么冷冷清清的，这里有过热火朝天，有过刀光剑影。
当一个文学青年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我和长城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我与这片土地的交流，是我与这片土地上不同时空的人之间的交流。
记者：写长城，又是怎么变成走长城的？
董耀会：这其实非常偶然。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历史上长城是分段修建，也是分段守卫的，应该没有人完整地走完过长城。如果我能在长城上留下一行完整的人类足迹，把这一路看到的长城保存情况记录下来，再把一路上的人和事写成文学作品，那肯定是一件有趣的事。
我是在1982年萌生的这个想法，那一年我25岁。
记者：您徒步考察长城是1984年出发的，中间这两年时间您在做什么？
董耀会：我在寻找做这件事的意义。
长城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是我想在长城留下足迹，而不是长城需要我的足迹。那么，我做这件事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
我和两个同学张宝忠、吴德玉一起讨论这件事。后来我们想到，长城的每一段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用文字和照片把长城的现状记录下来，告诉社会，留给后代，让更多人知道长城真实的样子，这一定是有意义的。
记者：您就这样找到了这次行走的意义。
董耀会：其实我对行走长城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1984年9月17日，“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一期工程竣工典礼在八达岭举行。我和吴德玉、张元华正在徒步考察长城，应邀参加了这个活动。
活动上，开国上将萧华无意间问我，为什么从秦始皇到朱元璋都修长城？当时不修长城行不行？
我下意识地回答“不行”，但究竟为什么不行却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考虑过这些。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多年，我称之为“萧华之问”。带着这个问题，我在行走长城的同时，不断追问和研究长城文化，至今没有停止。
长城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传承
“长城学研究在开展长城学术研究、长城遗产保护、长城文化传播交流等方面的工作中，能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但长城学的概念提出较晚，涉及的学科较多，目前研究队伍相对薄弱，相关研究亟待推进……”
5月11日，第二届长城学论坛在涞源县华中小镇开幕。开幕式上，董耀会作为嘉宾发表致辞。
40年来，董耀会在不断行走长城、宣传长城的同时，还推动了长城学的创建与发展，组织研究长城文化，这也让他收获了许多身份——著名长城专家，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等。
记者：您一直致力于推动长城学的发展，这是为了寻找“萧华之问”的答案吗？
董耀会：首次提出研究长城学是在1987年。徒步考察明长城结束后，我在北京大学地理系历史地理专业跟随侯仁之先生学习，研究长城学是我和侯仁之、罗哲文两位先生碰出来的一个想法。
这一年，中国长城学会正式成立，长城沿线各地也相继成立了研究、保护长城的相关社会组织。
近几年，我还推动多所高校成立了长城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包括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以及兰州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高校设立的长城研究机构。
当年我刚踏上行走长城之旅时，更多的还是在看、在记录，看那厚实斑驳的砖石或黄土夯筑的墙体，记录下长城真实的现状。但当我带着“萧华之问”再次走向长城，更多的则是感受与思考，感受长城的万里长，跨越时空触摸悠久的历史，思考中国人为什么持续两千多年不断地修建和使用长城。
记者：那么对于“萧华之问”，您找到答案了吗？
董耀会：历史上，长城是军事防御工程，但长城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长城是为不打仗而修建的，长城是和平的象征。这个观点，季羡林、侯仁之等老先生一直在讲。
1998年和2002年，我曾先后陪同两位美国总统登上长城。面对长城这一人类最伟大的古代防御工程时，美国总统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长城？
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人修长城是为了和平。长城在古代是有备无患的代表。长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不是为“打仗”而修建。建筑长城的人并不想打仗，只有渴望和平、不想打仗的民族，才会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建筑万里长城。
记者：在长城研究领域，您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一直在为长城著书立说。
董耀会：徒步考察长城后，我们完成了《明长城考实》的写作。
2007年开始，我又牵头组织编撰了2300万字的《中国长城志》。这本书整整编了10年，我从50岁编到了60岁，板凳坐得十年冷。
现在，我又在做《中国长城史》丛书，这部书要用长城串起制度史、修建史、事件史、人物史。第一部《明代长城史》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将于今年底出版。
记者：回看这40年，您个人做的事和国家长城保护工作的开展，好像总有着一些联系。
1984年，您在徒步考察长城时，“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在全国掀起热潮；2021年，您出版了《长城文化经济带建设研究》，也是在这一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正式印发，关注新时代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这些是巧合吗？
董耀会：长城与中华民族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长城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因其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传承，其悠久的历史和伟大的文化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
两千多年来，长城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义勇军进行曲》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抗战时期，唤起了无数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热情。在激昂的歌声中，长城作为一个标志、一种语境，成为中华民族保家卫国意识觉醒的代表。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长城自然而然地成为爱国的精神标志。
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将保护长城与热爱中华紧密联系在一起，饱含家国情怀，凝聚起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共同意识。
时至今日，长城所凝聚的文化认同，随着时代发展而愈加坚定。
40年行走长城、追问长城，让我感到无比骄傲也无比幸运。我的著作《长城：追问与共鸣》就是希望通过追问及我对追问的回答和读者形成共鸣。
让古老遗存绽放时代新韵
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得知这一信息后，董耀会十分激动。身为一名长城研究者，他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认真思考如何在今后参与的长城保护工作中，为长城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40年的时间带来许多变化，您看到的长城又是怎么变化的？
董耀会：随着长城保护意识的普遍提升、一系列长城修复工作的陆续开展，我们所看到的长城，确实越来越好了。
在山海关、八达岭、嘉峪关，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雄伟巍峨、绵亘蜿蜒，但在40年前却不是这样。
徒步考察长城结束后，我们曾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三个“三分之一”——当时的明长城，只有三分之一的墙体还保存得比较好；有三分之一已经倒塌了，成遗址了；还有三分之一，是连遗址都没了，已经彻底消失了。
可以说，当时的长城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况，它就在那儿，但无人问津。
在许多长城脚下的小山村，随处可见用城砖砌成的围墙，老百姓拆长城盖房子的事不少见。甚至可以说，很多保存下来的长城，是因为位置太高、太险，不方便拆。
记者：当时看到长城被破坏，您一定很痛心。
董耀会：痛心是一定的，但又不能完全去责备当时那些拆砖盖房的老百姓。
我们当时到农村去，老百姓对我们特别支持，会热情地招呼我们吃饭、留宿。他们支持我们，倒不是因为我们在考察长城，出于一种多么深刻、宏大的意义，而只是来自人与人之间一种朴素的情感联系。但就是这种朴素的情感，世世代代、无声无息地在长城脚下传承。
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问题。历史的接力棒传到现在人的手上，怎样守护好长城，向全世界讲好长城的故事，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责任。
记者：拆砖盖房的事情已经几乎不再发生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人们在这40年里也发生了变化。
董耀会：人们不仅是保护长城的意识提升了，他们的生活也因为长城改变了。
当年一路行走长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残破的城墙，还有一个个贫瘠的小山村。
但现在，长城脚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沿线各地借助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在许多长城沿线的小村庄，特色民宿成群连片，村民吃上了“长城饭”，一幅幅好生活的图景也给长城沿线增添了新风景。
记者：近几年，您特别关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董耀会：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仅能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坚定文化自信，还能带动沿线村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广阔大地上的长城遗产活起来。
我曾经说过，长城就像老父亲。父亲养育子女，现在父亲老了，需要我们去反哺。做好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确保长城的保护和利用良性循环、永续发展，就是我们反哺长城的方式。
记者：这种新的生命力，该怎样挖掘？
董耀会：要进一步深入挖掘长城沿线分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蕴藏的多重价值，推动长城文化融入大众日常和现代生活。
通过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积极探索长城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场景，让长城遗产可观、可感、可用。让人们感受长城魅力的同时，进一步凝聚保护和传承的磅礴力量，让古老遗存绽放时代新韵，让长城沿线的老百姓受益于长城保护和利用，因此而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