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军
转眼间，2024年5月11日孙犁先生诞辰111周年纪念日要到了。
《报人孙犁》一书是为纪念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于2023年5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书出版后受到各地读者的肯定，令我感动。其中，有两件事令我颇感意外：一是，此书入选2023深圳读书月“十大劳动者文学好书榜·非虚构榜”；二是，此书于2023年11月第二次印刷。这说明孙犁先生虽已去世二十多年，但读者对其作品仍葆有阅读热情。作为曾经亲炙孙犁先生人格、艺术魅力的晚辈和《报人孙犁》的作者，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呢？
前不久，我应邀在天津图书馆做了一次图书分享，题目是《“重识孙犁”的意义》。当孙犁先生与我们渐行渐远，当他笔下所描绘的那些战争场景和农村生活已时过境迁……我们重读孙犁，开启“报人孙犁”的研究新径，有什么现实意义？
在图书分享时，我重点谈到《报人孙犁》一书从酝酿到成书的漫长过程，同时谈了当下我们“重识孙犁”的意义——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乃至此书问世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当下最想和读者分享的感悟。
1977年，我入职天津日报，有幸与孙犁先生在同一家报社供职十年左右。1984年，我受报社委派，创办“报告文学”专版。机缘巧合，报纸发表了几篇孙犁先生早年的报告文学作品。由此，我了解到，孙犁先生早年是一名出色的战地记者。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孙犁先生早期的新闻作品。我拟了一个《试论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中的阳刚之美》的论文提纲，想请孙犁先生过目，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两天后孙老回信了，随信邮寄过来的还有他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孙老在回信中不仅赞同我所提出的想法，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了肯定，他写道：
侯军同志：
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
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
我很多年不研究这些问题了，报告文学作品读得更少。年老多病，头脑迟钝，有时还有些麻木感。谈起话来，有时是词不达意，有时是语无伦次。我很怕谈论学术问题。所以，我建议，我们先不要座谈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写信问我，我会及时答复的。
关于你在这封信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的推论和你打算的做法。希望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广泛阅览材料，然后细心判断，写出这篇研究文章。这对我来说，也是会有教益的。
你的来信，不知能否在“报告文学”上发表一下，也是对这一文体的一种助兴。请你考虑。原信附上备用。
随信，附上近出拙著《老荒集》一册，请你参考并指正。
祝，好！
孙犁
十一月十三日
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距今已经38年。1988年，我的论文《孙犁作品中的阳刚之美——读孙犁的早期报告文学》发表，距今也已经36年。
1991年，我向时任天津日报总编辑的鲁思同志申请认领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一书的研究专题，集中精力，写下一篇两万字的长文《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刊发于《新闻史料》杂志）。这篇文章首次正面论述了孙犁作为报人所做的实践和提出的理论。文章发表后，孙犁先生立即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予以赞许。这使我的研究论题，从学理上打下了扎实可靠的根基。
完成《报人孙犁》一书，几乎成了我的一个夙愿。2009年1月4日，王充闾先生专程来到深圳，向我详细询问有关孙犁先生的情况。他非常遗憾与孙老缘悭一面，建议我认真写一写孙犁先生。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彼时的写作设想：
“我觉得确实有必要把‘报人孙犁’的话题展开一下，争取写成一本专著。上篇以报人生涯来重新撰写一部孙公简略传记，下篇以收录孙先生有关办报的文章，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和论述，附录则选取一部分孙先生关于报纸编辑工作的代表作。这样一个体例，丰富有序，还原先生作为一代报人的本来面目，使之真正成为一代报人的代表。这个题目也许一年时间难以完成，但坚持做下去，争取在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时候，交卷可也！”
2013年，为纪念孙犁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撰写了《孙犁先生归队记》，回溯孙犁先生对其新闻生涯的珍视和我对“报人孙犁”这一课题的研究进程。
转眼间到了2022年，促使我加速完成《报人孙犁》一书的直接动因，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公众号“中国副刊”，联合推出“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奖者专栏”，缅怀孙犁先生。主办方委托我撰写一篇文章，作为这个专栏的收官之作。我在秉笔为文之际，忽然感到一丝愧疚：我想到了埋藏心底三十余年的夙愿，想到了当年多次与孙犁先生商讨交流过的论题——光阴荏苒，时不我待，何不借此契机，一鼓作气，完成这部早已酝酿成熟的书稿呢？
我专程赴津，拜望孙犁研究专家刘宗武先生和孙犁的外孙女张璇女士，征询他们对撰写此书的意见。他们都表示支持，并愿意提供帮助。于是，我每日埋头书海，心无旁骛，倾心为文，把对孙老的情感和追念倾注于字里行间。写了半年多，终于向孙老的110周年诞辰献上了一份薄礼。
无论如今科技手段如何进步、媒体形态如何变化，最根本的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孙犁先生的精神和教诲，对当下的读者，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仍然是有意义的。我写《报人孙犁》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高举理想主义大旗。孙犁那一代媒体人都是有理想的。若论艰苦，他们比我们现在的办报环境要艰苦不知多少倍；若论危险，他们也比我们危险不知多少倍。孙犁先生讲过，他当时是腰里一边挂个墨水瓶，一边挂个手榴弹，随时准备战斗。但是他们没有动摇，坚定地践行着初心使命。
孙犁先生以超凡的智慧和定力，于风云中立定精神，主导着津报副刊绕暗礁、闯险滩，始终行稳致远，把握着前进的方向。何以做到？就是因为他有信念。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大多数同行忽视艺术规律时，孙犁却一直坚持一切按艺术规律办事。他的坚守、笃定，他的特立独行，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二是传承文人风骨，重建精神家园。什么是文人风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文人风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逼于后而心不惊”是文人风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是文人风骨……我们的先辈很看重这些传统的文人精神，将其视为处世为人的精神基质。孙犁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坦荡为人。有人说，孙犁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文人风骨的作家之一。斯言至矣。
三是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民族以自信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孙犁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他大量阅读古代典籍，在晚年出版了《耕堂读书记》和《书衣文录》，对众多古代文人和典籍做出了精辟的评论。这也是他晚期散文越来越受重视的原因之一。
孙犁是高悬于苍穹的一颗恒星，他的文化之光、艺术之光、人格之光，正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显得明亮耀眼，璀璨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