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张家口市涿鹿县中华合符坛。 杜船摄
□戴建兵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对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包容性并非简单的文化叠加或混合，而是深层次、多元化且和谐统一的文化交融。这种交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构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砥砺融合的过程得以彰显。
（一）
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各民族相互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泥河湾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主要保存着距今200万年至距今1万年较为完整的旧石器文化系列。可以说，古涿鹿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文明的摇篮。
涿鹿，见证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起始。黄帝、炎帝与蚩尤三大部族的汇聚与交融，不仅共同塑造了华夏儿女的血脉传承，更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基石。黄帝部族以卓越的智慧、坚定的勇气和创新性引领了更大的部族群体走向昌盛；炎帝凭借深厚的农耕智慧和对生命的尊崇，为这片土地上部族的延续发展带来了丰收的希望；蚩尤以其独特的技艺和强大的战斗力，捍卫了部族的安宁与尊严。这些交流与碰撞，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作为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关键节点，张家口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为不同文化对话提供了重要平台，不仅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还对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概括了中华民族历史基本框架，泥河湾的新、旧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和学术成就是其重要支撑。
张家口地区在中华文化和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见证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黄帝、炎帝、蚩尤等所代表的不同部族在涿鹿一带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与融合。这种交流不仅涉及物质层面，更涵盖了精神、信仰等多个方面。
正是经过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张家口地区孕育出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促成了红山文化、庙底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等多种考古学文化的交融。此种文化的交融，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更因其创新力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命力。
（二）
文化的延续与演进，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古代文明的辉煌历史，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文化底蕴。随着时光的流转与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对于这一课题的理解将愈发全面深入。
红山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自1935年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发现以来，学者经过深入研究红山文化的分布地域，认为它与黄帝部族的历史活动区域呈现出高度的重合。地理分布的一致性暗示着两者间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联系。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诸如祭坛、神庙、积石冢等遗迹，体现了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敬之情。这与黄帝部族倡导及日后畅行的信仰异曲同工，也强化了红山文化与黄帝部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观点。
其次，红山文化出土的女神像及大量的玉器，揭示了宗教文明的起源。这些玉器不仅数量众多，类型丰富，而且工艺精湛，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红山文化出土最具代表性玉器之一便是玉猪龙。去年赤峰松山区彩陶坡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一件属于红山文化早期的龙形蚌饰，其年代远早于此前出土的玉猪龙。此发现也填补了红山文化早期龙形象的空白。这种文化符号的传承与演变，印证了黄帝部族与红山文化之间的联系。
深藏于中原腹地的庙底沟文化，是古老多姿的文明。作为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瑰宝，庙底沟文化以火烧制的彩陶，掀起了中国史前一次壮阔的艺术大潮。学者认为，庙底沟文化中有炎帝部族文明的遗存。虽然庙底沟文化中并未发现玉器文明和宗教文明的痕迹，然而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之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术研究者认为，蚩尤部族可能是后岗一期文化的缔造者。后岗一期文化与磁山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承袭发展关系。1931年安阳后岗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位于遗址中层的龙山文化和上层的商文化。自古以来，龙的传人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而谈及龙的起源与传承，蚩尤部族与后岗一期文化均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后岗一期文化代表性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房址和墓葬，其中西水坡遗址的贝壳龙形图案尤为引人注目，暗示了当时人们对龙的崇拜或信仰。在后岗一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充分展现了当时人们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工艺水平。这些遗物为我们理解蚩尤部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的远古神话有很多起源于太行山。
司马迁是民间文学田野调查的伟大先驱，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自述：“余尝西至空桐（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不仅如此，中国三皇五帝的神话，早已成为中国和亚洲共同的精神财富。
（三）
涿鹿之地，历经两场战争，均为黄帝部族所胜。黄帝部族并未沉湎于短暂征服之欢愉，而是以和平的目光投向了更为辽阔之未来，吸收融合彼方卓越文化。黄帝部族采撷炎帝、蚩尤部族之精华，融会贯通，终成规模更大、活力强盛之部落联盟。
交融展现出宏大的规模和强劲的发展潜力。在统一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深度融合。融合不仅使黄帝部族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其独特优势，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前进。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研究，结论与历史传说高度一致。涿鹿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印证了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部族的交融，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帝部族的这一做法，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的强大，不仅在于领土的广阔和人口的众多，更在于文化的包容和融合。
相传尧帝生于河北，在河北的大片区域，望都、隆尧、唐县、行唐等地均留存有尧的“行迹”，产生并流传下大量相关古史记载和传说，这些地名均以纪念他而延续至今。
尧在统治期间亲近氏族，设官治政，治理水患，制定历法，为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尧不仅承接了黄帝部落文化的精髓，还随着统治重心的变迁、区域的扩大，将之发扬出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着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几千年来，太行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山。
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往往以地理为基础，其形态既受地理因素的塑造，又因地域差异而呈现出多样性；其进程既受到阶段性政策的影响，又无法被历史的分期所完全涵盖。在认识民族交融史时，必须认识到这一文化的源头，以及源头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从涿鹿之战到统一于黄帝部落，这一历史进程凸显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加强三祖文化旅游资源建设
□宋镇豪
这些年来，我多次来涿鹿这块热土，总有感动，今更思绪如涌。
涿鹿是一个古老的地名，最早见于上古典籍《逸周书》的《尝麦解》和《史记解》。涿鹿县及其周围地区，地处蒙古高原东南缘坝下及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相交的山前草原过渡地带，是古代人类南北东西纵横交接融汇的重要活动舞台。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带有许多旧石器时期遗存，以及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周以来的考古文化遗存，文脉流长。史传远古时黄帝、炎帝、蚩尤三大集团间的纷纷扰扰，都是在冀北地区展开。
炎帝、黄帝均发祥于黄河中上游西部黄土高原今陕西渭水流域，蚩尤为黄河下游的山东境内九黎族的代表，而涿鹿是炎黄蚩三族的前沿接触地，也是最终实现大融汇的奠基地。炎帝和蚩尤族后来又相继南下，最后立足南方长江流域，成为南方人崇拜的两大始祖。蚩尤在中国远古史上的地位与炎帝、黄帝一样，应占同等重要的一席。蚩尤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应予以充分肯定。
应注意的是，传世文献中如《逸周书》《山海经·大荒北经》《战国策》《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魏郦道元《水经注》、唐李泰《括地志》，乃至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和罗泌《路史》，以及清代马骕《绎史》等，凡提及远古时期炎、黄、蚩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每每与“中冀”“冀州”“涿鹿（独鹿、浊鹿）”“阪泉”“釜山”等相系。比如《大戴礼记·五帝德》记“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战国策·秦策》记“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史记·五帝本纪》说，阪泉、涿鹿两次战争后，黄帝控制的四至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釡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传说中的这两次战争也见于《归藏》中。《归藏》为“三易”之一。《周礼·春官·太卜》载：“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帝王世纪》说：“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其中《连山》《归藏》两部古老的筮占汇集，在汉魏时已不传，晋隋时先后复出，被疑为伪书，在宋元间又相续失传，但传世文献中尚散见一些佚文。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竹简，发现两种《归藏》残简394枚，总字数4000余字，竟可与传世《归藏》佚文内容相对照。
比如《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佚文：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
王家台秦简《归藏》182+189简也有云：昔者黄啻与炎啻战……
王家台秦简《归藏》536简又云：昔者蚩尤卜铸五兵，而攴（pō）占赤（啻）……
发生于涿鹿地区的炎黄蚩之间的两次战争，显然是有史影依据的。这些文化的撞击和交汇，起到了推动中华文明进程的积极作用。
从历代文献到地下出土战国简文中，有关炎帝、黄帝、蚩尤在涿鹿活动的记述，均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炎黄蚩三族的文化发展是平行并进式的，三族有分布地域和社会组织构成、生活习性方面的差异，却都是了解中华古代文明形成及早期国家产生过程的关键。炎黄蚩三族在涿鹿地区风云际会，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初始历史的重要记忆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是永恒的课题。要把“无形”和“有形”的历史文化遗产以“真实性、整体性、活态性”的形态保护好、展示好，要让历史的真实进入寻常百姓的眼帘，融入寻常百姓的乡思、乡愁和乡情之中，成为寻常百姓传承传统文化的“活化记忆”。
文明思源，文以载道，应该重视涿鹿地区历史文脉的钩沉探赜，重申涿鹿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加强涿鹿三祖文化旅游资源建设，全面促进涿鹿和张家口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振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