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意活儿，文思如涓涓泉水从心底流出，对自己的心意不可有半点违背。倘若逼着自己硬写，其真诚度、含金量和质量都会大打折扣。我们每写一篇东西，写什么，不写什么，事前都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自主选择过程，也是说服自己的过程。不管写长篇、中篇，还是短篇、散文，都须先把自己说服，然后方可动笔。
长篇小说《花灯调》，我从夏写到秋，从秋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的立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写，一天都没停。我常常写得泪眼模糊，看不清稿纸上的字迹，不得不抽出一张面巾纸，搌一搌眼泪，才能继续写下去。将近三十万字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感动自己的过程，也是不断说服自己的过程。说服自己，不是靠对自己讲多少大道理，而是历史的、现实的和自己所经历的事实都在那里摆着，你不服都不行。
用历史说服自己。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王朝中央和地方政权的财政支出，还有边防所需的军费，主要靠农业赋税。衣衫褴褛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差不多都被官家收走了，祖祖辈辈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此后，又推出一系列惠农政策，真正切实给农民谋福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并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光耀千秋的辉煌成就，难道不值得我们心悦诚服地书写吗！
用现实说服自己。我的老家在河南，我老家所在的县当年是贫困县，所在的村是贫困村。1975年夏季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一天一夜之间把我的老家淹得房倒屋塌。大水退下去之后，村里的人再也盖不起房子，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泥草棚子里。改革开放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以后，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还拿我们村来说，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穿衣早已不成问题，不管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单摞单，棉摞棉，还没穿破就淘汰掉了。吃饭的事更不用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平日里连黑面馍都不够吃，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现在呢，每天吃的都是白面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我大姐家、二姐家，还有二姐的大儿子家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最基本的现实。如果我们不是预设偏见，道听途说，而是心怀良知，尊重最基本的现实，这些现实非常值得我们书写。
用中外对比说服自己。我去过肯尼亚、南非等一些非洲国家，知道非洲几乎每年都面临粮食危机。不光是欠发达国家存在饥饿的情况，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有人填不饱肚子。这些贫困现象的存在，有些是自然条件恶劣和资源匮乏造成的，而有些则主要是体制和结构性的原因造成的。而在我国，共产党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对于这样令世界瞩目的巨大变化，中国史和世界史都会有所记载。可作为史料的记载，往往是客观的、简单的、粗线条的，一般不带什么感情色彩。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正好可以为历史做一些细节性的、情感性的、艺术性的有效补充。
自己说服自己。相比以上三个说服，自己说服自己，似乎更重要一些，它是从外因到内因，从客观到主观，最终要落实在自己说服自己上。不必隐瞒什么，我自己就曾是一个经历过极度贫困的人。在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1960年，我9岁。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生产队的食堂断炊，一口可吃的东西都难以寻觅。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越是倍加珍惜。心怀沉痛历史教训的人，对书写今天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如果不写，我会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
我每年都回老家，对老家的变化看在眼里，动在心上，是想写一部记录新农村现状的长篇小说。2020年5月，《中国作家》杂志社组织全国各地的十几位作家，到刚刚实现整体脱贫的革命老区遵义采访。在短短三四天时间里，作家们马不停蹄，连续走访了不少地方，其中包括一个从深度贫困村脱贫的山村。去山村的路上，中巴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拐来拐去，驻村第一书记不失时机，在车上就开始给我们讲当地的扶贫故事。她是一位女书记，她所讲的为争取扶贫项目多次奔走的经历，让我深受感动，留下了难忘印象。我心里一动，好，众里寻他千百度，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的她，不正是我要寻找的驻村第一书记的优秀代表人物嘛！我们只在那个山村走访了半天，所得到的素材与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相差甚远，我必须再次到那个山村，定点深入生活一段时间。于是，在两年之后的2022年春天，我独自一人重返那个山村，一住就是十多天。在山村期间，驻村第一书记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差不多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跟我聊一会儿。除了在她的办公室里聊，她还冒着连绵的细雨，带我在山里行走。我们边走边聊，走到哪里都有聊不完的话题。常常是，聊到动情处，她满眼都是泪水，我的眼泪也模糊了双眼。深入生活的结果，我有了这部长篇小说。
我为这部小说初定的题目是《泪为谁流》。小说中的人物为她的事业付出了太多的感情，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也倾注了太多的感情。之所以最终把小说的题目改为《花灯调》，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题目更有色彩、更诗意、更美、更含蓄，文学性也更强一些。还有，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村民就会唱起花灯调，通过对比，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花灯调是民间小调，有地方特色，更能表达民众的心声。
从刚记事的时候，我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
（《花灯调》，刘庆邦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本文为该书后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