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泊平
在俄罗斯文学形象画廊中，有一类特殊而又普通的人物一向引人注目。他们被称为“零余人”。他们是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也是青年作家刘剑笔下的孔爷。
在刘剑的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纯文学的情结和向经典致敬的信念。小说《老道南》就是他这种情结和信念的文本体现。
小说中，孔爷应该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但绝不是唯一和绝对的主人公。在他的周围，马海、马江、把三儿、小娜，甚至故事的叙述者“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事使命。作者贴着人物写，既没有仰视，更没有放低，只是以见证者的态度描述，为生命的过程存档，为时代的多元留证。
在老道南，“我”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存在，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负责日常的打量与青春的探险。对于那些早已进入社会或已经开始认识社会的人来说，“我”并非实体，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所以，他们面对“我”时不用借助伪装，而是以本来面目出现。比如孔爷（也就是后来的孔哥、老孔），比如马江和马海，比如把三儿。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他们表达身份和传递野心时最安全也最有效的一个观众。
正因如此，孔爷的道南辉煌和后来的落魄才有了最恰当的存放处，马海的荣辱浮沉才有了最近距离的倾听者。可以说，“我”见证了他们的开始，也记录了他们的结局。这不仅仅是叙述的安排，也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了时代的选择。他们所谓的荣耀与落寞，只是个体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时代的价值体现，更不是时代的主流意识。
作者就是在写历史皱褶中的事件和人。从最初对孔爷的敬畏，到最后对老孔的厌弃和同情；从最初对马海的敬佩，到最后对马家兄弟的主动疏离；从最初对小娜的误解，到最后对小娜的惋惜……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我”从始至终都在描述印象。孔爷的辉煌出自他自己之口，孔哥和老孔的经历也都是印象，都没有见证者。这些印象堆砌起来，构成一个人青春的记忆。
小说中包含怀旧的元素，无论是对已不存在的老道南，还是对那个地方怀有不同记忆和情感的人们，作者的笔触都饱含深意。但这只是小说的一种底色，并不是作品的落点。作者不是写时代的挽歌，更不是为某个人物立传，他只是在写自己的印象。在他的印象谱系中，孔爷和马海都不是传统意义上与命运搏斗的正面人物，他们只不过是时代中一闪而过的暗影。在一定的时空里，他们的确拥有常人无法忽略的能量，但那种能量指向的是欲望。所以，他们必将被时代摒弃。从这个角度看，始终处于尴尬处境的老道南和曾经是男孩子心中堡垒的天桥，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是隐喻空间。在隐喻的语境下演绎现实故事，不仅是一种写作智慧，也是心理真实的存放形态。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说：“阅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观念。”作者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虽然他在表达时代感悟与生命认知，但并没有让这种认知和感悟沦为抽象的概念。他没有评价人物，只是遵从人物的性格和出身，让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身形走向自己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物不是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生命个体。每一个场景，即使是最普通的对话或细微的称呼变化，都隐含着作家对故事情节的考量与经营。所以，他写出了浑不吝但又脆弱不堪的孔爷，也写出了敏锐聪慧又厚黑的马海。他们都曾风光一时，但最终都成为隐秘的记忆，在某个时间某个群体中以饭后甜点的方式流传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失败者，是比那些清醒但又无力摆脱自身弱点的“零余人”更为灰暗的“零余人”。
就写法而言，作者并没有采用先锋写作，而是选择了相对传统的表达技巧。他善于运用方言俚语，以白描的手法勾勒人物和场景，但并不放弃对局部细节的打磨。无论是对孔爷与老孔身份差异的前后对比，还是对青年马海与大亨马海的形象观照，都诉诸人物的语言与细节，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既有现场感，也有感染力。正因如此，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卡佛所说的“用语言赋予细节以生气，使故事生辉。语言精准了，细节才会具体传神。为了准确地描述，你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俗的词。只要运用得当，它们同样可以起到一字千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