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丽宏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历史上几位名人的写作景况如此描述：“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
司马相如含笔写作，直到笔毛腐烂，文章始成；扬雄作赋，用心太苦，因而梦寐不安；桓谭因苦苦构思而生病；王充因著述过度用心而气力衰竭；张衡创作《二京赋》，耗时十年；左思推敲《三都赋》，历时十二载。创作时下笔有快慢，天分不同；但是当“笨”成为一种态度、一种守持，早晚能成大器。
一位作家谈到中国古文时说，读古文仿佛置身博物馆，先秦文章是青铜器，楚辞是陶罐，魏晋文章是汉瓦，唐宋文章是秦砖。他还说，庄子是编钟，老子是大鼎，李白的诗歌是泼墨山水，杜甫的诗歌是工笔楼台，苏东坡的小品是碧玉把件，三袁、张岱仿佛青花茶托。
看来，全是“笨”功夫啊。那些有分量的诗文，哪个不是由点点滴滴的心血、丝丝缕缕的才思织塑而成？没有一点刻意守持的“笨”功夫，青铜、陶罐、汉瓦、秦砖怎么做得出来？
贾岛这位“苦吟诗人”，大白天也推推敲敲，竟闯进了文坛大家韩愈的车队。据史料记载，贾岛写起诗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现代作家里也有这样的人。白先勇写《游园惊梦》，便如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六易其稿；其同辈王文兴更慢更细，写小说一日只写300字，后来打对折减产至150字。
被称为“中国最笨历史作家”的汪衍振，花了大半辈子时间研究晚清三大名臣，耗费21年心血才出版人生中的第一套书。大家为他算了一笔账，平均一天一百多字，堪称“龟速”。为搞清楚曾国藩初入官场12年的升迁细节，汪衍振搜阅了近2000万字的历史资料，用心之苦、用力之深，到了无孔不入、无坚不透的地步。21年里，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外，汪衍振全部时间都用来查找资料、核对史料、读书写作。有时为了一段史实的出处，可以不吃不喝埋头工作，通宵达旦。
对于自己的“笨”，汪衍振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他认为，“笨”是一种态度。“笨”，才会严谨，才会小心。不管多聪明的创作者，一旦涉及创作，都不敢不“笨”。
还有一类人，看似灵气大于功夫，譬如李白、黄公望，他们在艺术上自成一格，别人与之相比，不是不够，就是过火，总不如他们熨帖舒服。仔细想想，全凭才气和天分，不使点“笨”功夫，恐怕也是不行的。因为，灵气也要在积累中生发。
一切的努力，都是对自己的不满，都是对完美的靠近。至于怎么努力，无非笨笨地琢磨，笨笨地积累，笨笨地发力。正如曾国藩所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不走捷径，不耍心机，才能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