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兵
2024年1月24日早上，故宫博物院的原副院长朱诚如先生，突然给我发来一条微信：“戴老师今早8时12分走了，享年98岁！”
接着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彭勇教授，在朋友圈转发了记者李小标和海兵的《让历史启迪智慧——访历史学家戴逸教授》一文。我们沉浸在戴老师逝世的悲痛中，很快，网上的信息多了起来。
戴逸先生（1926—2024年）是江苏常熟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曾任两届中国史学会会长。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后留校任教，是新中国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
戴逸先生对于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常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认为历史与现实密切相关，是审视现实的重要参照，研究历史能更好地观照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启迪智慧、走向未来。他还特别强调，历史研究者树立唯物史观极其重要，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历史研究科学性的保障。
96岁高龄时，先生每天还是很早起床，读书、校稿，至少工作6小时。他的勤奋敬业、严谨治学、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可以说我是深受戴逸先生影响的。
记得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面对中国史、世界史及各种专门史，很难确定一个研究方向，内心非常彷徨。那时在报刊上也发表了几篇小文章，心中的学术方向有两个，一个是钟敬文、乌丙安、张紫晨等先生正在倡导民俗学，因而当时想中国也应当有一部民俗史或者是风俗史，读了不少相关的书，然而不得要领。再就是认真读了戴逸先生的《简明清史》（二册），著作完整贯彻了他所倡导的书写理念，一是文字通顺，二是观点鲜明，三是准确，四是精练，五是生动。在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自己选择了“浅论清代科学技术未能发展的原因”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题目。观点如何尚且不论，倒是给当时的老师添了很多麻烦。系里按照历史分期，1840年是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点。当时系里有古代史教研室和近代史教研室。因而老师要求要么写古代，要么写近代，一定要以1840年分期。我认为整个清王朝是一个整体，坚持写整个这段历史，给老师们添了很多麻烦。
戴逸先生的人生经历鼓舞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知道他本科是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而后因兴趣转考北京大学史学系，此后终生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的经历改变了年轻时懵懂的我，在我尚对知识热烈追寻和对专业模糊之时，为我指明了方向。戴逸先生曾在正定的华北大学生活过，后来，每当我陪着专家学者去正定的时候，一定要领着他们去华北大学旧址等地看一看。每到此地，一大批史学家的面貌如在眼前，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尚钺、胡华、刘大年、黎澍、尹达、戴逸、彭明、赵俪生、来新夏……如仰望星空。
戴逸先生是新中国清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说：“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他曾感慨道：“阅读和研究清史犹如站在高山之巅，凝视先人们走过的那段路程，从盛世的辉煌走向末世的凄凉，其间的经验教训使人感慨，发人深省。”新中国成立后，曾几经动议编纂清史。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从此他心心念念：“纂修清史责任重大，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更要对后人负责。”这项浩大的工程，涵盖历史研究各领域，对数十万件档案进行了数字化整理，出版档案丛刊、文献丛刊超20亿字，编纂了3500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戴逸先生曾说：“清史基础工程在收集整理文献资料方面大力投入，培养了大批青年研究者，为推动清史学科的繁荣发展储备了人才。”
作为当年参加清史编纂主体工程课题的青年学者，我在这一过程中向前辈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充满了对前辈学者的敬仰和感激。只讲一件有些许遗憾的小事。有一次戴逸先生专程到清史编纂典志组，给我们布置工作。房间里除了戴逸先生，还有国内研究海关史的厦门大学戴一峰老师。一个房间里有三位在百家姓中并不多见的戴姓学者，特别是有两位著名的史学大家，心想拍个照片留念该有多好。但是当时戴逸老师已经坐在轮椅上讲了许久，心想还是应该让他多休息一会儿，这件事也就没有进行。
哲人已逝，思想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