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桫椤
2023年河北散文扫描
作为一种与文化传统和时代生活都关系密切的文体，散文以现实为语境，深深地嵌入日常和读者的精神世界中。在2023年刊发的作品中，我看到了语言、内容和主题的当下性。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打破了传统媒介时代的文学生产机制，报刊、文学网站、公众号、社交群乃至视听节目，随处可见散文的身影。我不得不将视线收缩在文学期刊之内，才能保证观察和讨论的有效性。2023年河北散文作品数量众多，题材、主题和表达方式多样，作者涵盖广泛的地域和职业身份，在延续以往旺盛势头的同时，又展现出一些新变化。
1 抵达现实和生命深处
2023年，为大众生活提供即时滋养的作品大量增加，一些作品在艺术和思想上呈现出自己的野心。带有异质性的书写冲击着我的审美观念，让我感受到来自作品气韵里的凌厉“攻势”。
郁葱的《苍穹无旧痕》（《十月》2023年第6期），以多年没有丢掉的旧杂志、钥匙、导游图、门票、贺卡等带出对个人经历的回忆。作者平静温和的叙述穿透时空，那些进入叙事的老物件，既是打开记忆和情感闸门的密钥，也燃起了照亮生活的炉火。当然，作品的魅力还来自作者不事雕琢、不着痕迹、自然而至的纯熟文风。
与这篇文章的温暖相反，汤天然的《入侵者》（《鹿鸣》2023年第7期）令人心绪怅然。大学生对高中生活的回忆一般乏善可陈，但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时过境迁之后仍能敏锐地记忆、捕捉、表达青春期的苦闷、迷茫。在写法上，“蟑螂”作为一个入侵者的意象，用来具象化呈现足以令人情绪崩溃的生活状态。在与“蟑螂”的搏斗中，作者的自我意志不经意间悄然迸发。尽管行文中难掩“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青调子，但最大程度保持了年轻人的敏感和朝气，这是我十分看重的。
人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散文着力描摹或建构的对象。好作品总能树立起人的凛然形象，他们在与现实，包括物质、流俗、命运等一切看似恒定之物的博弈中显现出力量和个性。
刘萌萌的《杨北京消失在人海》（《长城》2023年第3期），写了幼年玩伴杨北京从小到大的“慌乱”生活。分别多年后的相见，让作者忆起了她“东倒西歪”的青春。面对一幕幕人生悲喜剧，她不过是为了“抱住自己的肩膀，把自己唤醒”，从而求得生活的希望。
刘亚荣《隐匿者》（《雨花》2023年第10期）中的雅姐也是一个“杨北京式”的人物，这个曾与“我”一道在生活中挣扎的精神偶像，被追求自我和丧失自我的矛盾所反噬，最终走向悲剧的命运。
刘云芳的《逃离的女人》（《雨花》2023年第3期）和《表兄弟们的婚事》（《朔方》2023年第2期），关注性别关系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嬗变，立意极具深刻性。前一篇借由失踪多年又在儿子婚宴上出现的二舅妈，想到了多年前离家出走的姑姑和去年离去的婶婶，作者给出的是“有一些人是在追寻自我，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但也有一些人是盲目随波逐流的沉沦”的判断。当逃离者的心声被乡村生活、伦理纠葛、婚恋道德所遮蔽时，作者的思考就显得极其珍贵。在后一篇中，以表弟对婚姻生活的渴望为引线，展现了乡村婚恋故事，读来引人深思。
如此触及现实和生命的真实，是河北散文中值得珍视的精神气象。宁雨的《去集祥村》（《天津文学》2023年第3期）通过对滹沱河畔乡村集市的描写，展现烟火日常中的生活百态。开头“去集祥村看看吧”的语态和向他人讲述的人称选择，标示出向外的视角。作者抓住了书写对象“在当代城市文明的缝隙中，依然葆有活泼泼的村庄形态”这一独特性，高铁桥下的燕子、卖小根蒜的女人、种北瓜的80岁大妈等共同营造了“所经过所迎来”的丰腴日常，也营造了人间的美。她的《白葚子，黑葚子》（《大地文学》2023年秋季卷）由城郊所见的桑树引发对故乡生活的回忆，通过桑树的嫁接，引申到夏至媳妇和姑姥爷由外乡人成为家乡人的转变，广阔时空里的记述传递出温馨的美感。
谭国伦的《岁月何曾忘记风》（《延安文学》2023年第5期）中，走入城市的人们保持着乡村生活的惯性，美好市井中的复杂情景不啻当下城乡的微缩景观。刘亚荣的《豆腐的乡村伦理》（《红豆》2023年第3期），由个人饮食习惯忆起做豆腐养活妻儿和兄弟的三叔，虽然“没有了磨黄豆的石磨，我却觉得三叔还在生活的磨道里挣扎”的喟叹令人心酸，但人物善良、勤劳和坚韧的品格，让人在“是灰就比土热”的朴素观念里触摸到“坚硬的柔软”。
2 在历史和自然中放逐心灵
很大程度上，散文在帮助人们寻找世俗之外的精神空间，以安顿和整理被现实羁绊、被俗务搅闹和被命运驱赶的灵魂。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和自我获得了被想象、召唤和重塑的可能。由此推及人间生活，我得以理解上文中的那些逃离者。但人终究无法彻底摆脱现实，作者不得不从“物”中为人的精神寻找寄主。这只是散文的一种写法，当然也是文学描摹人生和世界的一种方法。而在有些写作者那里，为了实现心游万仞、物我两忘，他们将历史和自然选为涵养精神、放逐心灵的场域。
刘江滨的《千生万生只在——苏轼的爱情》（《美文》2023年第11期）讲述苏轼的感情生活，在南北流徙的经历和诗文中打捞他们被淹没的幸福，揣摩他们尝过的万千滋味和复杂心境。文章在重述历史的同时，从蛛丝马迹中重新发现苏轼尊重女性的“反封建”一面，为古人的形象增添了新光彩。贴近当下的风趣语言让叙述变得轻松，也与书写对象的生活情态相得益彰，是一篇从内容到艺术手法俱佳的作品。
作为对中华文化精神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苏轼一直是散文写作中的大IP。路军的《苏轼与朱寿昌》（《火花》2023年第5期）以两人的忘年之交为主线，从朱寿昌在苏轼落魄时施以援手，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到苏轼多次为朱寿昌绘墨竹画酬答，再到苏轼婉劝朱寿昌淡泊名利、超然纷争的率真，友情仿佛立在两个人之间的镜子，互相鉴照着对方人性里的真身。文章写出了君子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
同样写历史人物，我似乎更喜欢刘江滨的《污淖里的莲》（《散文百家》2023年第9期）。这篇文章以扎实的考证和丰富的知识，解析了历史人物的生存环境与人性之间的隐秘关系，结论勇敢而有见地。作者无意推翻《水浒传》等将潘金莲视为有“三毒”的恶人这一“定性”评价，也不甘止步于20世纪80年代魏明伦荒诞剧中创造的新形象。在回顾人物的身世后，文章最后指出：“文学艺术对善的赞颂与对恶的揭示，都是对人性的刻画……金莲之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灵魂的挣扎与毁灭。”
与沉湎于历史空间的作品不同，梅洁的《大房山：千古一地》（《中国作家》2023年第9期）虽然运用了大量历史知识，但并不一味钻故纸堆，而是在现实与历史交替中表达对文化精神的敬意。作者以饱蘸深情的笔墨引领读者走进周口店、古燕都、金皇陵、云居寺和石经山等房山历史文化遗存，对隋代静琬大师的崇敬之情和现代文物保护工作者敬业精神的抒写抓住了文化传承的要义。
绿窗的《秘境》（《长城》2023年第2期）也是横跨历史与现实的作品，以极具个人风格的诗性笔法写承德外八庙，有对建筑的详解，也有对佛教史的钩沉，更有对修复者的敬意——当然，作为一篇好的散文，最重要的是作者显影其中的心境。璧如的《崖畔听风》（《散文百家》2023年第3期）虽是一篇游记，但作者被游览过程中的两处古迹吸引，很快借助典籍史料穿越时空，一次日常的旅行变成了对历史的凭吊。
近几年文坛出现的生态散文热，反映出生态文学作为新时代文学的新视角和新空间，受到越来越多作家的关注。以自然为对象的散文书写，带有深刻的救赎意义，反映了写作者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冯小军的《柳河溪谷》（《当代人》2023年第11期）从河谷里的物候变化进入回忆，将四季的景观特征与个人经历相融合，尽管有人事穿插，但主题仍是称颂人的自然生活和自然本身。路军的《山谷的诗意表达》（《大地文学》2023年春季卷）将故乡的一条小山谷视作诗意生成的空间，树木、花草、菌类、石头等都体现了作者对自然的情感，在“只要草木深，每一块石头都玲珑若诗”的咏叹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人化自然”的生成过程。专注于书写自然的作品还有齐未儿的《特立独行的蓬草》（《牡丹》2023年第4期）和《众草葳蕤》（《青海湖》2023年第1期），作者俯下身子观察不引人注意的野草，探索人世之外另一个自有秩序而又活力无限的隐秘世界。在被忽视的卑微中发现美和意义，是文章最打动人心的地方。绿窗的《愿托乔木》（《朔方》2023年第2期）从伐木为柴写到复植新树，林木扮演的角色中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生活的节律。孟宪丛的《萦怀淖儿总是梦》（《大江文艺》2023年第7期）是一篇有关察汗淖尔的游记，文中追踪历史，描绘生态之美，也展示了湿地保护的成效。
3 为个人生活立传
通过写人、记事、状物来记录个人生活志的作品，在年度散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彰显着散文的本真理想，即以“置身事内”的态度抒发直观的感受，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散文的亲切感和自由度。与其说这是一种审美和写作偏好，毋宁说是一种可贵的生活习惯。商业和电子时代似乎让个人生活走上了“标准化”之路，经验的同质化无可避免，但这些琳琅满目的散文给了我辨认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可能，这正是文学的意义。
在感怀亲情的作品中，刘萌萌的《暗疾》（《中国作家》2023年第3期）卓尔不群，给人难以忘怀的阅读感受。文章以深情又理性的笔调述说个人成长史，父母作为当然的主角成为最重要的书写对象。但作者并不耽于温情，而是将父母生活、家庭命运和个人经历放置在被细腻呈现的时代洪流中加以检验，写出了历史在个人身上留下的印痕，那也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必然证明。
四四的《灯前》（《当代人》2023年第1期）流溢在字里行间的真诚，让人难以移开视线。从表达被歧视后的不满，到和解后找回亲情，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心路变化。“此心惭愧在灯前”的悔悟，超越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单薄，内含着自我救赎后丰盈而复杂的情感。讲述亲人和解的作品还有王瑜的《背影之下》（《散文百家》2023年第12期）等。
心盈的《大地上的父亲》（《当代人》2023年第4期）以口语化的叙述风格为父爱立传，而在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女之间，父爱更显伟大。文章没有在玩伴和作者自己的身世遭遇上做过多停留，这种云淡风轻反倒更令人感动。吴晓娥的《仗着那抹微光前行》（《天津文学》2023年第3期）和《母亲的根》（《西部》2023年第3期）分别写继父对子女和家庭的付出以及母亲不肯离乡的固执，但在我看来，这二者之间的情感本质上是相通的，那是他们对亲情和乡情的留恋。戎飞的《朝向草木深浓处》（《散文百家》2023年第4期）是女儿对逝去的母亲展开的一次倾诉，回忆和怀念呈现在去墓园祭扫的过程中，诵念般的叙述强化了抒情的现场感。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也延续在她的另一篇文章《日子及其他》（《当代人》2023年第12期）中。陆旭辉的《暖暖雄关》（《当代人》2023年第4期）记录一家三代人登山海关的经历，亲情被置于历史的厚重中，轻灵的语言写出了生活中的暖意。
在人与世界的格局中，个人与他者的关系构成了最为重要的一极。茫茫人海中的偶然相遇，灵魂深处的长久牵绊，相隔万里的遥望与守候，都是散文常见的表现内容。李霁的《人到中年》（《散文百家》2023年第5期）中，从辞职创业者到盲人按摩师，这些克服了“中年危机”的人，给同样是人到中年的作者留下了久违的感动，也让人心里升起阵阵暖意。
王继颖的《车下生灵》（《散文》2023年第10期）写流浪猫的故事，以动物的本能映照人性，让这些小生灵在人类的生活中投下斑驳光影；陆旭辉的《岁月中的凤霞》（《散文百家》2023年第9期）巧妙地借助一张照片，将人物的青年和老年形象并置在同一时空中。宋雁翎《记忆中的风琴》（《散文百家》2023年第8期）在邻居的琴声中，回忆起给予过自己帮助的老师。张卫华的《鱼的记忆》（《散文百家》2023年第11期）在鱼的身上，看到许姨的一生和留在自己记忆里的美好。朱阅平的《高铁情怀》（《中国铁路文艺》2023年第1期）讴歌高铁建设者的奉献精神，还原了报告文学是散文之一种的文体本位。
讨论散文的路径和方法有很多，从题材和主题上切入不过是讨巧，情感、思想和表达方式才是根本。琳琅满目之中，一些艺术高超和思想精深之作令人开卷难以释手。据我有限的经验和鉴赏力判别，年度内如此的上乘之作并不多见。从整体上看，在现实面貌和社会风尚不断变化的今天，河北散文写作中的固化思维模式和多流于一般性书写的现状亟待革新。期待能有优秀的写作者主动摆脱惯性和流俗的影响，跳出审美和思维的“舒适区”，破除自我重复特别是“公式化”的写法，来年能有更多“新”作品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