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作品中，“新人”主要是指具有时代色彩的新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出现，是社会发展与文艺思潮的产物。在他们身上，凝聚着一个时代最核心的精神命题。通过对不同时代“新人”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新时期以降，对于“新人”形象的期待与呼唤，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文学规划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体现了文学纵向传承递变中，作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叙事自觉。
长篇小说《白洋淀上》，是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首部作品。作者关仁山在写作之初即坦陈，这是一部以乡村振兴为背景的小说。关仁山的小说创作一直在“恒”与“变”之间行进。多年来，他的文学创作多为农村题材，农业、农村、农民构成了其小说的基本经验和情感支撑。然而他所致力探究和呈现的，并非记忆与想象中的田园牧歌，而是时代发展进程中动态的中国农村。《白洋淀上》除了在主题上与新时代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之外，更引发了重要的文学思考：在讲述时代大事件时，作家如何发现、描摹和塑造文学“新人”？如何用这些人物来表达写作者对于当下的理解，从而更好地记录时代？
当我们谈论文学“新人”时，首先谈论的其实是人物与自身环境的关系——他们如何被时代塑造，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白洋淀上》一书中，关仁山塑造了一群“留下来”的乡村青年。在时代浪潮中，他们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的乡村能手。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之前几十年的文艺作品中，大多塑造了“向外走”的乡村青年形象，如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铁凝《哦，香雪》中的香雪、李佩甫《城的灯》中的冯家昌等。乡村青年对外部世界以及工业文明的想象、憧憬和向往，逐渐成为文学书写的主流——这的确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世界是同频共振的。
小说《白洋淀上》的主人公王决心和乔麦，没有选择出去打工，而是留在乡村建设家园。王决心由渔民成长为央企技术人员，乔麦由养鸭女成长为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小说中给出的青年“留下来”的理由，恰是由个人性格与时代环境的双重逻辑来实现的。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留下来的年轻人有了足够的精神信念和事实层面的支撑。
书中，王决心的青年时期恰逢新时代伟大变革，这是人物得以舒展自我的外部社会环境。在文学坐标中最有价值的是：人物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投身新时代建设？他们在时代的奋进和机遇中如何完成自我成长？王决心这样一个“留下来”的文学新人形象，其实与那些曾经“走出去”的人物形象亦有关联——“走出去”与“留下来”，都对应着社会发展与时代浪潮，而这些人都以自身的行动和选择，参与着新时代建设，他们与外部世界互为表里。
其实，塑造这样的人物是颇具难度的。“走出去”往往容易提供更多的情节和人性张力，而“留下来”的故事怎么讲得精彩、有说服力，显然更考验作者。关仁山选择的叙事策略是，为人物设置诸多现实困顿与精神疑难，比如王决心的内心挣扎和生活困局，乔麦的换亲身份与亲人的意外死亡。当人物被命运挤压时，他们从被动承受转变为直面挑战，其“新”与“成长性”在这里得到彰显。
当我们谈论文学“新人”时，其实更是在谈论文学究竟应该从什么层面和角度切入和记录时代生活。小说所处理的时代经验、记录的社会样貌，是非常重要的记忆，是当下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的记录是审美性、情感式的，它所保存的记忆，必然附着于具体的人和事、具体的情感和经验，通过影响人的情感，进而影响人的理性认知和判断。
中国的乡土社会具有一种超稳定性。通常来说，时代之变在乡村中的反应相对缓慢和迟疑。小说《白洋淀上》让我们看到新时代水乡变革与当地每一个人都产生了联系，他们的生活因此发生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身处其间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关仁山抓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个人物：王决心主动上交渔船，积极参与书院直播，成长为央企技术人员；乔麦勇敢冲破情感枷锁，选择自己所爱之人，走上创业之路。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人物焕然一新的底气和驱动力，来自时代给予他们的机遇。在这里，人物的成长与时代发展产生了最直接的联系，而时代的发展变化也由此浓缩在几个家庭和人物的命运之中。
1918年，时年37岁的鲁迅先生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新人”形象被塑造出来。某种意义上，这个新人物成为满载时代和历史文化信息的文学标识，继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自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文学“新人”名单：觉慧（《家》）、吴荪甫（《子夜》）、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陆文婷（《人到中年》）、孙少安（《平凡的世界》）、张展（《寻找张展》）、陈金芳（《世间已无陈金芳》）、穆有衡（《金色河流》）……这些人物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深度融合，并讲述、记录和印证着时代。而《白洋淀上》一书中“留下来”的年轻人，作为颇具代表性的文学“新人”，也必然深深镌刻上新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