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珂
在文学界，武庆丽是一个新人，初写诗，后专攻小说。文学之于她，不是简单的爱好，也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发自生命深处的寻找与慰藉。
小说集《裂开缝的窗子》（太白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中的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展现出一个“后来者”在小说故事讲述、语调营构、风格生成上的独到之处。从整体来看，由工厂、学校、乡村、旅社、家庭、广场、车间、办公室构成的小说空间，由城镇居民、乡村小人物、公司同事构建的人物关系，由忧伤、怜悯、怀旧、泪与笑组成的主题向度，以及由同情、理解、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所生成的舒缓而婉约的主体调性，都使武庆丽的小说有了较为独特而新鲜的阐释空间和情感指向。
对形形色色女性形象的建构及其故事的讲述，成为这些小说最引人瞩目的风景。《大水》讲述一对农村青年的爱情故事，《朱家峪子的女人》描述一位已婚妇女偶遇昔日“梦中人”时的言行和心理，《裂开缝的窗子》讲述一个女子在伦理道德、现实生活、身心欲望之间徘徊的生命故事……作为主人公的女性，在这些文本中都承载了特定的、丰厚的形象意蕴。它指向现实，聚焦内心。不仅如此，经由对女性自身特质的深入观察、体悟，作者似也有意消解围绕女性所生成的苦难、悲剧或困境。
《暮色》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一方面，小说对“傻大个”憨龙在乡村世界被边缘化的生命遭际，特别是成年后孤苦伶仃的生活作了细致讲述，另一方面，也对徐春芳与憨龙不乏温馨、幸福的童年作了颇具挽歌式的宣扬。小说的深意就在于，作者借助徐春芳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带有人道主义的难题，即像憨龙这种乡村世界中的边缘人，我们该如何呵护或回馈。
对复杂生活和人性主题的开掘，也是这些小说所着重展开的书写向度。比如在《失踪》中，围绕“我”和玉国（竞争车间主任）、“我”和红艳（帮她成为会计）以及茶社中一帮人闲聊所显示出的人际关系，将同事之间的关系图景立体地展现出来。在《广场上》中，“我”与老婆、“我”与女孩分别演绎了事关爱情与婚姻、青春与欲望的虚拟故事，而由“我”的举动、心理引申出关于爱情与婚姻本质的思考。在《熟食店》中，兆宝昔日对处于低谷中的春红的帮扶以及由此而萌生的爱意，属于“过去时”；兆宝光顾春红熟食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轨举动，属于“现在时”。在这两个时空中，这一男一女所演绎的故事最终也不得不以悖论作结。
对小说中人物不加臧否，突出故事性，赋予“讲述”丰厚的文学意蕴，构成了这些小说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作者将故事和情节发展置于首要位置，善于采用回溯、插叙、补叙、比衬、隐显、空间并置、卒章显志等诸多手法，使这些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每一个短篇往往设置两三个人物，并以此为中心建构关系，但作者对这些人物一般不作主观评介，而尽可能让其在“关系”中自立为主体并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比如《失踪》以逝者“我”为视点，让其以旁观者身份俯瞰人间，以回溯方式呈现往事，并设置一个类似茶馆式的开放空间，各色人等随时来去，从而赋予讲述以无尽意蕴。《316号房》将故事和人物设定于某旅馆房间内，采用人物巧遇和夜谈方式，在结构和意蕴呈现上颇显新意。《卖火烧的姥爷》通篇似在讲述姥爷和姥娘之间的“出轨”故事，实则以此烘托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行动。小说直到最后一句话，才将这一谜底揭开，令读者阅读形成落差。《牛哞》将老一辈农民与耕牛的情感关系进一步纯化，从而对乡土时代的背影进行了诗意描绘，读来触动人心。《河流不曾走远》在讲述方式上颇似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小说以“我”的视角，在可见的物理空间内，频繁采用回溯、插叙、意识流等手法，呈现一个异常宽广的精神空间，将青春与成长主题贯穿其中。
作者在书中用小说探察生活，人物刻画细腻有层次感，情节衔接自然流畅，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反映了时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