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永
之前，在微信群里偶尔会看到杜志勇的诗词，龙腾虎掷，自得风流，暗暗赞叹其雅兴与才华。待读了这本《且纵白驹踏红尘》（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还是有些吃惊，想不到他旧体诗词创作量如此丰富，且个人气象灿然可观。
可能有人会认为旧体诗已经沦为历史的遗物，时至今日，只能充任附庸风雅的消闲角色。其实，旧体诗词也是现代诗歌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直在场的，从未中断。的确，由于字数的规定性以及所使用的文言的局限性，旧体诗在叙事性上可能是“不够用”了，但是在抒情性上，它仍未过时，仍具有审美的有效性。
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诗，对于诗性的追求都是首要目标。诗性，首先体现为对自己本心的关注，所谓明心见性。在后记里，杜志勇写道：“刚过知天命之年的我，经过长时间深入思考，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抉择，从这个秋天开始，我将按照新的坐标和轨道驶向依然漫长的未来。眺望长路，我会更加遵从内心的呼唤，更加真实地做人做事。”我认为，这段话是郑重而真诚的，“重要的人生抉择”“内心的呼唤”以及“真实”，其实赓续的就是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传统。而他的诗歌中多次出现的“五柳”形象及其变体“南山”“东篱”便是印证：“月下倾壶持酒尽，当学五柳啸东轩”“把酒南山望，轻吟五柳翁”“常移案牍东篱下，纵目南山不为谁”。这种“不为谁”，即是放弃过于功利化的外在追求，而关照内心的真实。
诗性还体现为自由。自由，既是心性的自由，也是语言的自由。因为自由，才有不守固常的创造。我们看这首《风入松·沧州》：“旧闻临海满蒿荒。盐碱苍凉。暇州僻地多流放，有林冲草料戳枪。杂技肇吴桥盛，苦穷宁耐身伤。雨霖铃信马由缰。柳绿芦黄。断云难隐楼连立，鸥翩飞，巨舸推浪。夜品润琴书妙，晨持孝达华章。”“雨霖铃”句使得上下阕从古到今的过渡自然而又鲜明，这里既有声音又有形象，铃、马、缰非常巧妙地结合成一个整体。“雨霖铃”这个词牌名的妙用，就是常说的“妙手偶得”，体现的是一种语言的自由，还有语言的快乐。
究其根底，诗歌，是珍惜生命的力量，而非文字游戏与修辞练习。吟咏性情、流连光景是诗歌的题内之义。对此，杜志勇也有明确的表达：诗词创作“是我蕴蓄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是我释放情感的一种表达渠道，是我厚重人生的一种积累途径”。诗歌是诗人心灵史、情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呈现着历史的踪迹。
诗集中，很多的诗写到故乡，对故乡的反复书写其实就是对生命根性的依恋与找寻——他还写到了陪同父亲去山西大槐树“寻根”。对于故乡的念兹在兹，也体现着现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乡愁。在古典语境中，乡愁是一种审美的病，有抚慰人心的软力量，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故乡成了回不去的“远方”，这就迫使诗人在诗歌中重建家园。在我看来，杜志勇在太行山中煞费苦心营造并在诗中反复吟咏的“西岭别院”，既是地理的现实，又是精神的需求。
好的诗歌应该诗中有人，诗中见人。读史能识人，读诗亦如是。诗中的“人”，一是诗笔之下的人物，一是诗人自己。无论对于杜志勇还是他笔下的大部分人物，我都是熟悉的，所以我能说，他笔下的人物刻画生动，撷取人物的特点精准不虚。如《怀念陈超老师》一诗中，“朗笑声含亲切意，阔杯酒洒旷澄襟”，虽是白描，但可谓传神写照；而“凝眉沥血求新道，俯首伤神写冷箴”，非知心不能道也。
作家李浩在序中准确指出杜志勇诗词的一个特点：“重”——其诗歌不轻浮、不虚华，是有根基、有温度、有厚度、有思考的，有深厚的内在沉积；作品往往不是止于文字表面，还有更为悠远的潜文本，它们互相支撑、互相勾连，也互相加重。这种诠释可谓曲尽其义。《拂晓未眠写给刚刚赴美留学的爱子》中说：“煎茶碗里多三昧，对应窗前少一人。我本中年不溅泪，谁知那日却沾巾。”“少一人”“溅泪”“沾巾”都是用的古诗中的语句，属于用典，但用典而不觉，妥帖工整，同时情感传达到位，并非为文造情。杜志勇自云：“运用典故较为贴切流畅，当代新词汇不再映入脑海。”诗中用典，不用“新词汇”，能有效地避免“打油”之嫌，而且，用典与诗歌的含蓄凝练相一致。为了诗歌的“现代性”，他把“新词汇”用到了题目当中，如“留学”“马拉松”“新春联欢会”等，这也保证了抒情的指向性与可解性。
林语堂说，从诗里可以寻获“一种灵感与活跃的情愫”。这本诗集取名为《且纵白驹踏红尘》，在潇洒倜傥之外，还有对尘世的热爱与生命的适意。愿作者继续纵白驹踏红尘，在诗歌构筑的心灵别院诗意地栖居。